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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本土文化之“空”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境遇；印度佛教范畴之“空”是一种般若智慧的运思。前者吸纳了后者，而非后者衍生前者，终究催生出一种生命美学之“空”。这意味着，“空”于其本质上而言，是美学范畴。 人们通常认为，“空”是佛教范畴，源自印度。中国艺术语言之“空”，是印度佛教范畴之“空”的辐射效应——印度佛教范畴之“空”是一种脱离生死的解构策略，波及中国古代的审美世界。笔者则认为，“空”作为外来文化符码介入中土前，在本土文化内部已经存在；而作为美学范畴之“空”，是本土文化之“空”整合印度佛教范畴之“空”的结果。本土文化之“空”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境遇；印度佛教范畴之“空”是一种般若智慧的运思。前者吸纳了后者，而非后者衍生前者，终究催生出一种生命美学之“空”。这意味着，“空”于其本质上而言，是美学范畴。 “空”不只是佛教范畴 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学，印度佛教之“空”始终表现为一种度化的智慧，先天地“敞开”，带有践履成分。原始佛教之“空”的义理，以“无我”为精神诉求，或“人我空”或“法我空”，皆属于实践性思维，是有情生命的实际解脱。小乘之“空”的意涵落实于自度，要求摆脱自我轮回，其超拔过程有更为具体的操作环节，所谓修行由自我意念的身体力行独立完成。大乘之“空”又是一种度他智慧。龙树把“空”经院化、理论化，塑造出一种以中道拯救世间的实践理性高度。印度佛教之“空”的生发与成熟不断把“空”与存在者关联起来，这导致了“空”易于溢出自身的界限，吸纳各种异质文化意涵的同时，为他者所潜藏、应化、利用。 因此，入于中土的现实之“空”并不纯粹，不能仅仅定义为印度佛教话语谱系的元素和单位。显然，它始终遭遇着与之争锋的“无”，多挣扎而少悠游，杂糅于被中国文化统摄、异化的生存空间。“空”与“无”相互角逐、渗透、适应，格义一度成为人们接受佛教范畴之“空”的早期话语范式。“空”的文化征服，肇始于一条社会学而非哲学命题——佛道间从僵持到融洽，重点不在义理疏通障碍的消除，而可归结为社会身份的辨讼与认同。加之如来藏的凸显，印度佛教之“空”更多地参与了“佛性”自我悟解的成长实践。从印度般若论到中国佛性说，佛教演替的理论重心发生了重要转折，而“空”在这一转折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它具体回答了人应当如何“撕破”曹魏以来人之于死亡的恐惧、之于轮回的焦虑、之于族群的陌生。当“空”穿透了生死，凝聚为生命意蕴的表达时，也便如一粒种子，被重新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空”存在于中国本土文化 本土文化之“空”，是“空”的“原义”。早在先秦时期，“空”便呈现出本土文化之“空”的原始形态：境遇。从字形上看，“空”是一种生命性建筑。“空”者，窍也，为孔，是生命的场域，也是生命体本身。此“空”与“宫”联系密切，“穴”实为“空”之原型；与“宫”等建筑相较，“空”更接近于自然。另外，“空”又与“时”对应。“空间”与“时间”等位而互置，如倏忽之被凿七窍，亦时亦空，建构起人存在的现实世界。 春秋两汉，本土文化之“空”逐渐具有了思性实践的内涵。“空”在这一时期被用来证实形而上之道的虚、无。何谓虚、无之道？用“空”来解释，时间是描述性的，空间更易于证实“道”的实存。虚位以待的“空位”，正是“空”介入思性的征候。与此同时，“空”与“气”结合。汉代通过“气”来营构其话语世界的过程中，“空”的存在也被“气”化了，成为“空气”。并且“空”开始与死亡观关联。通过人面对死亡的慨叹和墓葬发掘的实例可知，当重生观念出现危机时，人开始直面和思考死亡，虚拟着人对于“空”的想象，使之为融汇印度佛教之“空”奠定了思维基础。 “空”孕育中国美学范式 在历史沿革上，“空”并未推导、弘扬、深化、证实佛学，反而走向了美学的葱茏——生命的境遇收摄了穿透生死的智慧，成就了生命本身的美。美学之“空”是本土文化之“空”整合印度佛教之“空”的产物。这一过程不可逆，因为从整合的客观效果上看，生死的智慧被境遇化了，被纳入如来藏自我实存的预设，而美就是这种实现自我的经验本身。隋唐佛教中，“空”把佛性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如天台一心三观之空观不只是构建摩诃止观的支柱，也是建构佛国净土的基石。“空”又模拟出彼岸世界，华严、净土、禅宗均以“空”来想象一种超验世界，虽角度、方式不尽相同，到达彼岸的理路各有差异。并且“空”与“境”相遇，法相与唯识两立，但二者都有把根、识、境等一的做法，把不可思议之“空”的思境遇化。此外，“空”还寻求神秘化出路，密宗不仅把“空”境遇化，而且把“空”神秘化、身体化，它对于身体意念的顶礼膜拜，是在把意念境遇化后的圆成。 中唐以后，“空”的含义趋于稳定、成熟，化身于生命美学。一方面，宋明理学、心学以庄禅为内因，在心性上落实了“空”性的境遇。寓“空”之心性，方可囊天地万物，括华严宝藏之庄严世间，构拟才思周流的诗性境界。此时，这种空性之境已不再是单维的思维进路或场域，它拉动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可谓生命境界之张力的实质。另一方面，“空灵”的出现，意味着“空”哺育了诗性。以司空图、严羽为先导，“空灵”作为理论内核铺垫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底色。在艺术创作领域，所谓王维、石涛等艺术家无一不描绘他们内心的“空灵”。最终，“空”与“韵”、“调”结合，渗透在宋明美学的核心语汇，如“韵”、“调”中，可谓后者的元范畴，而各种美学范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大多数与“空”保持同源关系。“空”最终酝酿出中唐以后中国美学之精神范式——“意境”，成正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作为美学范畴之‘空’的历史沿革研究”（13BZX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