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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以上对方苞讲论古文义法、雅洁的分析，只是大体局限于方苞自身的语境而展开的。实际上，方苞此论余响不绝。如桐城派的古文家吕璜所纂吴仲伦《初月楼古文绪论》也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主话知，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何以忌此五者？仍是由雅洁二字横亘在心耳。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亦曾关注到方苞的此节话语，他特别提到方苞的雅洁除了出于古文义法的要求之外，“谨严朴质刊落浮辞”也是其中要义所在。确实，在方苞的《书萧相国世家后》，他也曾明确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辞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这个“气体”其实是对于雅洁的一种抽象感觉而已。 方苞在清初提出“清真古雅”的古文主张，从文章的角度来说，固然是试图为古文正本清源，导引正途；而从时世的角度来说，通过古文弘扬程朱理学，以清雅平正的古文来为清朝统治者服务，恐怕是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康熙帝不遗余力推崇朱子之学，在文学上提倡醇雅。方苞的古文主张，颇得康熙帝赏识。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牵连戴名世《南山集》之狱论斩，李光地即以方苞能古文而乞免，并入直南书房，奉旨所作古文获康熙帝激赏。可见方苞的这一套古文主张确实得到了清初统治者的支持，桐城一地之古文而推衍成带有全国性意义的古文流派绝不偶然。一种文学思想，一个地域流派，一种文体好尚，要得以确立和发展，除了要合乎文体之轨范，也要合乎时世的要求。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应该是兼有了这两层因素，所以在此后的近二百年间长盛不衰，流风余韵，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产生，才渐渐退去。其中的盛衰之故，真是足有深思者在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