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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体与语体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程朱之理，还是古文之法，终究要形诸文字，法隐没在文字之后，义亦时隐时现在文字之表里，归根到底，语言才是古文最直观的载体。所以方苞讲究义法，批评南宋以后古文发展史脉和吴越间遗老，出言不免峻急，但归纳不讲义法之弊端，仍在语言不够雅洁一端。如果细致寻绎，雅更侧重在义理之雅正，洁更讲究语言之醇厚自然与简洁。方苞指责吴越间遗老的“放恣”，无非是在雅正之义理与雅洁之语言两相欠缺上。小说家言殊失古文庄重之体，是对古文的严重破体，雅正义理的表现自然会受到影响，小说家言的流转尘俗也同样不合乎古文清雅的文体要求。“翰林旧体”其实相近于宋初的西昆体，因其饱读诗书，熟知典故，故形诸诗文，亦典故纷纭，文风密实，有炫学之嫌疑。这同样也是方苞所反对的。 那么，究竟怎样的语言才是桐城古文所提倡的呢？方苞依然没有正面立论，他只是从避免五种不适宜的语言来表述其古文的语言观。这五种应该回避的语言是：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语录中语因为随性而谈，接近口语白话，故可能流于俗。方苞对“语录中语”的排斥，其实涉及到古文家关于“文”和“言”的不同体认，“文”的语言指向是文言，而“言”的语言指向是白话和语体。方苞一直定位“桐城派”是个“文”派，而且是以典雅为基本特征的文派，所以其对“语录中语”的反对简直是必然的。桐城诸家也大体继承了这一基本思想。梅曾亮《姚姬传先生尺牍序》一文云：“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12)姚鼐反对语录体的渊源应该至少可以追溯到方苞这里。当然姚鼐也反对带有头巾气的注疏体和尺牍气，这是根据后来的创作状况而增加的作文之忌。南北史佻巧语因多故求机智，故可能流于滑；诗歌中隽语，非无价值，但可能流于巧；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乃是缘骈文体制而成，移诸古文，其用典密集，语言对仗，可能流于做；汉赋中板重字法，乃因汉赋铺张其事所需，而古文清隽，字法板重，转失古文之趣味。其中对板重字法的反对，显然隐含着对明代“文必秦汉”的反拨，这种对秦汉散文的过度崇拜，必然导致如黄宗羲所说的“填《尚书》《国策》”情形，从这一点来说，方苞与吴越间遗老也有趋向一致的地方。应该说，方苞提出的古文用语五弊，确乎自蕴其理。因为作为一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古文流派，其雅洁的艺术追求注定是不可违抗的，语录体的俗、六朝骈文的艳丽、汉赋的滞重、诗歌和南北史中的轻巧，在雅洁的古文流派审视下，确实很有生存的空间。但如果把桐城文派从地域和时代上分离出来，则其理论的偏仄也就清晰可见了，因为文体与文体之间，在语言上并非泾渭分明，彼此不相兼容，实际的情形是一文体之发达，在语言上往往正是博采众长，熔铸新词方能造就。对照各文体的发展轨迹，似乎概莫能外。如诗词体制不同，但“以诗为词”其实是词体常见的写法，这其中对诗歌语言的借用就是一种常态。再如白居易的诗歌中类似于小说叙事的特点，也丰富了白居易诗歌的表现艺术。所以方苞语境中的“不可”如果更改为“慎入”，就不存在学理的问题了，因为文体自身的特性毕竟是要坚守的，如此对他文体的借鉴确实以不损害到自身文体的独立性为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