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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越间遗老”：小说技法与翰林旧体 所谓“吴越间遗老”究竟所指哪些人？要列出一个准确和完整的名单来，也许是困难的，但至少黄宗羲应当在这群人中间。李慈铭《读〈南雷文定〉》提到“越俗不好古”，特别挑明黄宗羲就在方苞所批评的“吴越间遗老”之中。李慈铭曾记云： 此书(指《南雷文约》)自丙辰阅一过。今二十六年矣。梨洲文鲜持择，才情烂漫，时有近小说家者。望溪谓“吴越间遗老尤放恣”，盖指是也。然本原深厚，随在倾吐，皆至情至理之言，读之餍心，昔人所谓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也。③ 李慈铭所言颇具文学慧眼。黄宗羲乃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极具声誉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入清后不仕，从朝代、籍贯、仕履来看，完全合乎“吴越间遗老”的要素。黄宗羲“才情烂漫”的为人特点，注定了他“文鲜持择”的为文特点。不过李慈铭应该并不认同方苞的文学价值尺度，所以认为像黄宗羲这样本原深厚的人，“随在倾吐，皆至情至理之言”。李慈铭甚至引杜牧句用“麻姑搔痒”比喻读黄宗羲古文后的感觉，其中的倾慕意味是十分明显的。这当然可见李慈铭并不坚守桐城古文立场，或许认为破体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尊体。 黄宗羲的文章也驰誉一时，而“杂小说”正是其散文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如其《陆周明墓志铭》、《王征南墓志铭》、《万里寻兄记》、《丰南禺别传》等，或多或少都使用了小说的笔法，这与明代传记文的发达和小说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末清初的传记文使用小说家法，是一时风尚，诚如汪琬在《跋王于一遗集》一文中批评王于一《汤琵琶传》和侯方域《马伶传》所说“以小说为古文辞”，并感叹“此病久中于艺林矣”，然而黄宗羲不仅在古文中大量使用小说笔法，而且对这种以小说为古文的写法予以了充分肯定，可见其乃是自觉地进行着以小说为古文的写作实践。黄宗羲《论文管窥》云： 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史迁伯夷、孟子、屈贾等传，俱以风韵胜，其填《尚书》《国策》者，稍觉担板矣。④ 黄宗羲主张叙事不可“担板”，讲究风韵摇曳，传写人物以传神生动为要。在反对板重一点上，方苞和黄宗羲是一致的。但黄宗羲追求风韵而不惜用“小说家伎俩”，即铺陈形容、藻饰等等，则是方苞所不能接受的。此外，清初侯方域等人的传记文也往往杂有小说，虽增文章“风韵”，但与方苞强调“纪实”的主张不免形成矛盾。 其实，写作古文而夹杂小说手法在明代就已经比较流行。明代万历年间礼部尚书于慎行就曾经说：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既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原其敝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⑤ 于慎行眼中的“文体日坏”，当然是以粹然统一的经典为法则的，所以对于明代文坛“厌常喜新、慕奇好新”，以至不断拓展古文语言的边界，最后“旁而及小说”的行为无法认同，并追其根源，认为在“不务经学”这一点。可见得方苞为何将批判的矛头要指向漫长的“南宋元明以来”了。因为自“唐宋八大家”之后之所以未能再出古文大家，就在于古文文体一直行走在“破体”的道路上，或以心学的清空为之，或从子史中掇取故实，或涉猎佛教，最后连小说的技法也渗透到古文之中。这种对古文文体的无限制拓展，从根本上将古文陷入到一种面目全非的境地。方苞显然是深度认同于慎行的观点。只是于慎行虽有呼吁，却未见效果。这有其主观的原因，但恐怕还与客观历史政治文化环境有关。而方苞的呼吁在取代明朝的清朝则开始慢慢扭转当下文风，渐渐形成占据文坛主流的桐城一派。 明乎上面的“或杂小说”的内涵，可以接着来讨论何为“或沿翰林旧体”的意思了。所谓“翰林旧体”就是指清初翰林学士的文章风格，特别是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骈文写作风尚。方苞曾入值南书房，身居翰林官。晚年退隐回乡后，还被特赐翰林院侍讲。所以方苞是“翰林旧体”的亲历者。而翰苑以骈文为核心过于讲究雕琢粉饰的风气，与方苞心目的“雅洁”文风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实际上，在康熙朝时，关于翰林文风的走向就已经引起了康熙的注意。康熙曾说： 文章贵于简当，即施日用如章奏之类亦须详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如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至满案，人主讵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於门客及名下人。此辈何知文义，讹舛必多，遂奸弊丛生，事权旁落，此皆文字冗秽以至此极也。⑥ 康熙是从文章作用的角度来批评翰苑文章多用排偶芜词，以至影响到其政治效用。为此特别提倡“简当”的文风。而方苞的文章正以“专贵简削”(朱珔《小万卷斋文稿自序》)为人所称。方苞人值南书房后的一项主要工作便是为康熙撰拟诏诰，康熙尚“简当”的文章观自然也就深深影响到方苞的文章理论。所以方苞要改造翰林旧体的雕饰之风，以树立清通简明的“翰林新体”。 方苞的雅洁古文观，追求的是“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精光”(《古文约选序》)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桐城诸家“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的意思。这意味着“炼气取神”是古文家创作古文的铁门限。因为古文气体要做到“至严乃不杂”必须坚决排除文辞的繁缛之风。方苞在《礼闱示贡士》中说：“必高挹群言，炼气取神，而后能古雅，非然，则琢雕字句，为涩为赘，为剽为驳而已矣。”⑦而翰林旧体的“琢雕字句，为涩为赘，为剿为驳”自然就成为“炼气取神”的对立面了。事实上，方苞的古文也正如后来曾国藩《论文臆说》中所评“规模极大，修词极雅洁，无一俚语俚字，不能不推为一代巨手。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此其文体之正而才不及古人也”，这才是曾国藩心目中的“文体之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