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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格局变化与词体的繁盛 晚唐五代至北宋，以燕乐为基础的词曲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词曲“此种新音乐，曲调丰富，乐器繁多，旋律和节奏活泼而多变化，格调多姿多彩，既有中土韵味，亦兼容异域风情，更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许多曲调迥然有异于传统庙堂那种典重乃至沉闷的基调，而充溢着世俗性的欢快冶荡心音，因而赢得了朝野士庶各阶层众多接受者的普遍喜爱”(19)。与传统音乐文学的雅乐、清商乐所强调的教化、移风易俗的功能不同，新兴的燕乐词曲是世俗性的、娱乐性的，甚至是具有色情色彩的，是以迎合受众为主要特点的。可以说新型词曲就是一种特殊商品，就传播过程而言，词曲这种新型音乐文学与中土传统诗歌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如同一般商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这种特殊商品受到消费者、生产者、营销者等各个环节的影响。就北宋时期词曲的消费情况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词曲消费群体庞大。北宋的东京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淳化二年(991)六月，宋太宗曾提到东京“居人百万”(20)。之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宋史·地理志》载，东京开封的人口在北宋末年已达二十六万余户，按每户五口计，人口已达一百三十万以上。周宝珠先生在《宋代东京研究》中认为，汴京最盛时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万左右，此外还要加上数量相当可观的外来临时旅客，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十分庞大。除了京师开封之外，其他大都市也蓬勃发展，如杭州在北宋初年已有十万户、数十万市民人口，成都、扬州、长安、洛阳也是人口繁多的大城市。众多的城市居民构成庞大的消费群体，刺激着消费品的增加，词曲也与其他消费品一样得以迅速发展。五代之前在城市中词曲主要流传于“西园英哲”式的上层贵族的欣赏群体，北宋词曲开始走入普通市民之中，消费群体的无限膨胀意味着商品需求的无限膨胀。 第二，词曲的营销队伍庞大。词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由歌妓演唱的，由歌妓的现场演出实现商品营销。从某种意义来说，歌妓的数量标志着营销的规模和这种娱乐行业的繁荣度；歌妓的生存环境又决定着歌妓的数量。宋代的妓女服务的内容主要有三项：才艺表演、陪酒助兴和皮肉营生，根据妓女的不同等级，三项服务中又有不同的侧重，或兼而有之。演唱艳曲是妓女主要的才艺表演形式。北宋的东京开封，妓女的人数可达数万，她们在各种酒店旅舍、歌榭舞台乃至大街小巷演唱词曲，已经没有任何以往因城市管理所造成的限制和束缚，只要有市场、有消费需要就蓬勃发展。歌妓一方面直接面对消费者，一方面又要从词作者那里获取(购买)新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作品填入曲中。可以说歌妓的繁盛必然带来词曲创作的繁盛。 第三，词曲演唱市场促进词人词作的繁荣。北宋时期，外来的音乐与中土音乐素材相结合，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燕乐”系统，曲调词牌丰富多样，为歌词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曲调虽然好听，但是陈辞旧语难以长期吸引消费者。词曲的消费市场和演唱者歌妓的群体都需要“新词”创作来满足，于是那些善于填写“新词”的各个阶层词作者应运而生，乘势而起，如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21)。像柳永这样的一大批词人，兼具文人才能和市场眼光，他们在文化修养上远高于民间的乐工歌妓，又较一般文人更熟悉曲调声情，他们的作品更适应都市消费者的口味。正是由于他们投入到词曲创作(或曰商品制造)的热潮之中，歌词的创作开始繁荣起来。 生活在北宋初年东京的柳永是当时城市生活的亲历者，这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22)的词人笔下生动展现了当时东京的夜间娱乐繁荣景象，其《看花回》词写道： 玉墄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 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 这首词极写开封的繁华，灯红酒绿，流光溢彩，欢歌笑语。同时这首词将北宋开封酒店歌楼妓馆经营布局和时间作了最好的说明：“九衢三市”，可见遍布大街小巷，非集中设置；“凤楼临绮陌”，乃坊墙拆除之后临街开设的景象；“笑筵歌席连昏昼”，通宵达旦，夜晚的经营更为繁盛，不再有时间限制；“正万家、急管繁弦”，遍布全城，举目皆是。可以想见，北宋东京的新型城市面貌给歌妓提供了多么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像柳永这样的词人提供了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事实上，像柳永这样的词人只能产生于新的城市面貌的背景下，而不可能在唐五代及宋初坊市制度约束的城市格局中产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柳永的出现标志着宋初词坛沉寂状况的终结。 宋初七八十年，城市繁荣扩张，人口激增，城市格局功能产生了新变。仅就与词体发展相关的社会环境考察，商业的繁荣为娱乐业的勃兴提供了条件，酒楼妓馆遍布全城，歌妓于此展示才艺，消费者在此听歌赏艳。消费需求不仅促进了歌妓人数的膨胀，也带来了消费品之一的歌词需求的膨胀，词体正是在这种需求膨胀之中繁盛起来。宋初的词坛由于旧的城市格局而沉寂，又由于新的城市面貌而走向繁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