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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以来的翻译至《新青年》得以转变。《新青年》的翻译，经过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的格局。《新青年》之后，《新潮》《小说月报》继续了《新青年》的翻译事业，也体现了《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关 键 词】《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 【作者简介】赵稀方，男，安徽芜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 从晚清到“五·四”，文学翻译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晚清文学翻译，最早来自于传教士。1899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外国文学翻译开始风行，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等译作大量面世。不过，开始阶段翻译文学中的名著很少，多数都是二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在翻译上也不尊重原文，习惯于以中国文体改写外国文学作品，甚至常常不署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这种转变的质变，发生在《新青年》时期(1915—1922)。 辛亥以后，袁世凯复辟，共和被打破，文化上回归保守。陈独秀开始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他感到，救国还得从思想启蒙入手，而思想启蒙首先要从青年人入手。1915年9月出版的《青年杂志》，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创办的。 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首先是翻译介绍。在《新青年》上，翻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新青年》对于外文格外重视，开始看起来有点像青年的外文辅导类刊物。刊物上常常有英汉对照，并介绍外文学校，连广告都一直是介绍英汉辞典的。陈独秀很重视西洋文学的翻译介绍，在《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介绍了西洋思想之后，陈独秀接着在《青年杂志》一卷3号和4号连载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洋文学。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阶段，而中国文学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阶段。①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追逐19世纪科学昌兴之后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的巨大贡献，是为中国文坛确定了文学的阶段和等级。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之所以鱼龙混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坛对于外国文学认识不清，区分不了通俗作品和名家名著。陈独秀对于西洋文学史阶段的分法未必准确，不过他的论述却给国人提供了一个识别西洋文学的标准和方向，对后来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翻译《新青年》最早的翻译家是陈嘏和薛琪瑛。前者系陈独秀的侄子，曾留学日本；后者是薛福成的孙女，吴汝伦的外孙女。他们俩的翻译，全是连载。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春潮》，连载于《青年杂志》一卷1－4号。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紧随其后，连载于《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及第二卷第2号。接着是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初恋》，连载于一卷5、6，二卷1、2号。二卷3号开始，《新青年》又开始刊登陈嘏译王尔德的《弗罗连斯》。这些名家名著构成了《青年杂志》及《新青年》初期译文的主要篇幅。在鸳鸯蝴蝶派和林纾翻译盛行的1915年，《新青年》这种名家名著的文学翻译无疑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了“五·四”文学翻译新时代的开始。不过，如果从翻译的文体层面看，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的翻译仍有较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清的翻译。从语言上看，这一时期的译文主要还是文言。晚清翻译的删节改写，在初期《青年杂志》以至《新青年》仍有遗留。陈独秀事实上并不是文学中人，《青年杂志》对于西洋文学翻译的推出还只是初步的。事实上，《新青年》的宏伟大业还刚刚开始。这个时候，胡适及时地出现了。 1916年上半年，《青年杂志》遭遇了麻烦。上海基督青年会因《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青年杂志》对抗了几个月，终于无奈妥协。《青年杂志》本为月刊，《青年杂志》一卷6号出版时间为1916年2月，而《新青年》二卷1号的出版时间为1916年9月1日，这中间停了七个月。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陈独秀借杂志改名之际，趁机调整办刊方向，这才有后来暴得大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新青年》一卷1号刊登了两条通告：第一条是宣告《青年杂志》更名，同时宣告《新青年》请来了诸多当代名流供稿，该刊将以新的面目示人；第二条是“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新青年》延请的“当代名流”之一，便是胡适。 自二卷1号起，胡适正式为《新青年》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从二卷4号起，胡适开始在《新青年》登载“藏晖室劄记”。其中颇多介绍西洋文学的内容，如二卷4号“藏晖室劄记”介绍霍甫特曼、易卜生，介绍欧洲的问题剧；二卷5号“藏晖室劄记”介绍了诺贝尔奖(胡适称为“诺倍尔赏金”)的情况，并刊录了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自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以后，国内文坛对于西洋名家名著等级有了大体的概念。不过，陈独秀事实上只侧重于法国文学，对于西洋文学大势的了解未必全面准确。胡适身在美国，对于西洋文学的了解更为直接。他从英语世界发回来的文章，不啻为对于陈独秀的一个有力补充。 自四卷1号起，《新青年》取消外稿，变为同人刊物。《新青年》封面上刊载了十八期的“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眼也消失了。自此以后，《新青年》出现了新的气象。四卷1号，《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这是周作人在《新青年》的第一次露面。四卷2、3号，钱玄同、刘半农配合演出了一场“双簧戏”，打了一场富于影响的硬仗。四卷4号，《新青年》首篇隆重推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四卷5号，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鲁迅第一次出场，发表《狂人日记》。四卷6号，《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在《新青年》同人中，胡适让人瞩目，似乎有取代陈独秀主导《新青年》的趋势。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改革思想的一次概括，也是他对于翻译思想的一次系统表述。胡适将文学革命的主张概括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认为创造新文学唯一的方法就是翻译西洋文学。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借鉴西洋文学的理由：“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至于如何翻译西洋文学，胡适也进行了规划。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翻译，都不得其法，他拟定了几条翻译西洋文学的具体方法：(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只译名家名著，这是对于陈独秀推崇西洋文豪的一个落实，也是《新青年》翻译与晚清翻译划清界限的一个标志。“五·四”翻译的另一个标志——用白话文翻译——则主要是胡适的功劳。胡适不但进行理论倡导，同时也付诸实际行动。他本人致力于西洋文学各种文体的翻译引进，试图为中国文学现代文类的建立奠定基础。胡适很重视短篇小说。从《最后一课》(1912年译，刊于1915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柏林之围》(1914年11月《甲寅》)，到“短篇小说第一名手”莫泊桑的《二渔夫》(《新青年》三卷1号)，都旨在提倡短篇小说这一新的文体。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大专门发表了一次有关短篇小说的讲座。演讲稿后经修订，刊于《新青年》四卷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开头便说；“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得‘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他以自己翻译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小说为例，详细介绍西洋短篇小说的定义及特征。短篇小说之外，胡适同时译白话诗。就在刊载《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四卷3号，胡适同时发表了译自苏格兰女诗人Anne Lindsay夫人的诗歌《老洛伯》。“序”中谈到，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诗歌古雅无生气，北方的苏格兰诗人以地方俚语做白话诗，引发整个英格兰的文学革命，Anne Lindsay夫人的诗即是此种白话诗。胡适的意图正在于此，试图以白话诗进行文学革命，翻译西诗是为中国白话诗的创作提供参考。胡适对于译诗很重视，将译诗收进自己的创作《尝试集》中。《关不住了》系胡适1919年2月26日译自美国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甚至将这首译诗称为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胡适也译戏剧，最著名的自然是和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的《娜拉》，发表于《新青年》四卷6号“易卜生专号”上。 鲁迅首次发表译作的《新青年》七卷1号，是后期《新青年》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起，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结果是，胡适逐渐淡出《新青年》，周氏兄弟的时代开始。特别是从翻译的角度看，周氏兄弟——主要是周作人——取代了胡适在《新青年》的主导地位。 就《新青年》的翻译而言，如果说陈独秀首开风气，胡适建立了白话文学翻译的主体，那么，周氏兄弟则较胡适又进了一步，他们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侧重于弱小民族文学和俄国文学，在方法上倡导“直译”，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翻译的主流。 从翻译对象来看，胡适开始翻译《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二渔夫》等作品主要限于爱国主义，延续了晚清以来的翻译主题；后来翻译易卜生的《娜娜》等作品，则显示出“五·四”个性主义。周氏兄弟则早已摆脱了从陈独秀到胡适的“名家名著”视野，将翻译的眼光投向了“弱小民族”、俄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等。 周氏兄弟对于“弱小民族”和俄国文学的选择，并非始于《新青年》，而是早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开始了。据周作人回忆，“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1]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后，销路很差。鲁迅很受刺激，从此罢手。周作人却还在坚持。我们知道，晚清以来的中国外国文学翻译，以英、法为大宗，占据前两位，远超出其他国家。俄国文学的翻译较少。东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则更少有人提及。周氏兄弟将视野转向弱小民族及俄国文学，显示出超前的眼光。 粗略统计，自四卷1号(1918年1月15日)至九卷4号(1921年8月1日)三年多时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发表了“弱小民族”文学十六种。鲁迅在《新青年》上翻译了两篇俄国文学作品：阿尔支拔绥的《幸福》和埃罗先珂的《狭的笼》。《新青年》翻译“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作品与《域外小说集》具有明显的承续性。两处有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甚至有一部作品文言与白话两个版本。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周氏兄弟翻译介绍俄国文学，意义格外不同。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后期，俄罗斯研究的篇幅不断增加，八卷2号至八卷6号，居然有连续五期的“俄罗斯研究”专题。此外，还有大量的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文章，周氏兄弟的俄苏文学翻译夹杂于其间。 如果说，在谈到翻译《域外小说集》动机的时候，周氏兄弟尚用“排满”、“革命”等术语进行表达，那么，在《新青年》上，他们则开始以“写实”、“为人生”、“血与泪”等术语谈论翻译作品，周作人在翻译托尔斯泰《空大鼓》的“附记”中，称“他的艺术是写实派，是人生的艺术”(《新青年》五卷5号)，鲁迅在翻译埃罗先珂的《狭的笼》文后的“译者记”中称这篇文章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新青年》九卷4号)。这些术语后来正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标志。 从翻译方法上看，周氏兄弟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最大贡献是“直译”。周氏兄弟在20世纪初的翻译也受到晚清时风影响。鲁迅后来认为，这种翻译不如说是“改作”，他对此颇后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热。”[2]他还说：“青年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3]到了《域外小说集》，周氏兄弟开始转变。《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方法，用鲁迅在“序”中的话来说，是“词致朴讷”、“弗失文情”。当《新青年》时期的译文第一次编集时，周作人在《点滴》“序”中谈到，这本译文有“两件特别的地方”，即“一，直译的文体；二，人道主义的精神”[4]。“直译的文体”居然放在“人道主义的精神”之前，可见对于“直译”的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