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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在十月号拟出一个“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名儿不妥，请改一个好的)，里头除登小说外，也登介绍这些小民族文学的论文。现在拟的论文题目是： 1.波兰文学概观(如此类名而已) 2.波兰文学之特质(早稻田文学上日原文。已请人译出) 3.捷克文学概观 4.犹太新兴文学概观 5.芬兰文学概观 6.塞尔维亚文学概观 其中除(2)是译，余并拟做。(1)(3)两篇定请先生做，(4)(5)(6)三篇中拟请先生择一为之，关于(4)的，大概德文中很多，鲁迅先生肯提任一篇否？(5)我只见《十九世纪及其后》一九○四年十一月份上一篇的《芬兰文学》(Kermione Ramsden著)，似乎译出也还可用，但这是万一无人做的说法，如先生能做更好了。(6)也只见Chode Mijatovich著的《塞尔维亚论》中《文学》一章，略长些，如无人做，也只好把这个节译出来了。但不知先生精神适于作长文否？十月出版，离今尚有一月。此外译的小说拟 1.芬兰哀禾先生已译 2.塞尔维亚即用巴尔干短篇小说集中之一，如无好的 3.波兰先生已译 4.犹太阿布诺维支剧(在《六犹太剧》中) 5.捷克 6.罗马尼亚等 上次鲁迅先生来信允为《小说月报》译巴尔干小国之短篇，那么罗马尼亚等国的东西，他一定可以赐一二篇了。如今不另写信给鲁迅先生，即请先生转达为感。茅盾对于周作人依赖之深，请教之详，由此可见一斑。在1921年1月7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得知周作人有病在身，很着急，因为三号《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号里若没有先生的文，那真是不得了的事。”为此，茅盾甚至决定把“俄国文学专号”后移，变成了十二卷的年终号外。在“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周氏兄弟果然都有贡献，周作人发表了《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鲁迅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医生》，撰写了《阿尔志跋绥夫》一文，甚至于周氏兄弟的另一兄弟周建人也加入其中，周建人翻译了梭罗古勃的小说《白母亲》，翻译了英国人约翰·科尔诺的论文《菲陀尔·梭罗古勃》。茅盾照例有大量翻译，沈泽民也在其中。不过，中国当时翻译俄国文学的较多，不必只仰仗沈氏兄弟和周氏兄弟。《小说月报》上的重要的俄国文学翻译家，还有耿济之、王统照、孙伏园、郑振铎、瞿秋白等人。 《小说月报》首篇连载的俄国小说是耿济之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这篇小说从12卷1号一直刊载到第15卷，时间长达四年，其间主编已经由茅盾换成郑振铎，小说却连续不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首先连载的小说也是屠格涅夫，是陈嘏翻译的《春潮》和《阿霞》。在这一点上，《小说月报》也与《新青年》的相类。其后，《小说月报》又连载了鲁迅翻译的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耿式之(耿济之的弟弟)翻译的安特列夫《海洋》等。据笔者的统计，《小说月报》翻译较多的俄国作家为：屠格涅夫、安德列夫、阿尔志跋夫、契诃夫、梭罗古勃、高尔基、路卜询、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库普林、普希金等，关注点大体与《新青年》有继承关系，只是翻译介绍的作家更多，作品量更大。 茅盾所主编的《小说月报》对于翻译极为重视，不但以大量篇幅登载翻译作品，还进行翻译理论的讨论。在《小说月报》12卷第3期上，郑振铎首篇发表了长篇论文《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回应，茅盾在《小说月报》12卷4期上发表了《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沈泽民在《小说月报》第5期上发表了《译文学书三个问题的讨论》，对郑振铎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郑振铎的文章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文学书能译吗？”谈论的是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即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能否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完整传达？郑振铎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与他的“世界文学”的思想有关。二是“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郑振铎在文中借鉴A. F. Tytler《翻译原理》一书提出了翻译方法的三个法则：一是“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二是“著作的风格与态度中所有的流利”；三是“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沈泽民的观点与郑振铎相反，他认为译文不可能传达出文学作品的情绪、灵感、乡土等，因此不可译。在翻译方法上，沈泽民主张“传神”胜于“传字”。 茅盾的看法值得注意。他首先肯定了“直译”的方法，他说：“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他又认为，“直译”的最大困难，就是“形貌”和“神韵”不能同时保留。注意了形貌，则容易减少神韵，而注意了神韵，则又不能在形貌上保持一致。那么，在“形貌”和“神韵”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取舍呢？茅盾认为：“就我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12]如此看，茅盾虽然肯定了周氏兄弟的“直译”，但对于“形貌”和“神韵”上的取舍，显然与周氏兄弟不完全相同，而与其弟沈泽民有接近之处。笔者对茅盾发表于《新青年》九卷1号上的莫泊桑的小说《西门的爸爸》进行了译校，发现茅盾的翻译的确很忠实，而且句子也不扭曲。这种相对来说既准确又流畅的译文，显然是茅盾试图调和“形貌”与“神韵”的结果。茅盾提出的问题，恰恰延续了对于周氏兄弟翻译方法的讨论，即肯定“忠实”，肯定“直译”对于晚清译风的扭转，不过，他仍在技术上继续讨论。百分之百的“逐字译”、“逐句译”是不可能的，那样就不成为汉语了，文字上的对应只是程度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茅盾所说的偏重文字对应，还是偏重意义传达的问题。这就是“直译”虽然取得了公认的地位，却一直有争议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