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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浯溪书写的文史互文 在浯溪书写里，《书磨崖碑后》的成就一直最受推崇，但也始终伴随争议。此诗的议论和声韵常被相提并论，如宋末元初刘壎赞为“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40]近代陈衍评“此首音节甚佳，而议论未是”，[41]陈寅恪则反驳说“此诗议论甚是，造语亦妙，何止‘音节佳’也”?[42]然而黄诗的议论和声韵具体好在何处仍鲜见分析。 今按此诗的“议论”大旨略有五端：其一，唐玄宗耽于逸乐，不恤国事，酿成大乱；其二，唐肃宗身为太子，监国平乱乃分内之事，却怀藏野心，竟然在统兵平乱一个月后就强行登上皇位；其三，平叛之事至为艰难，平叛成功全靠上天保佑，侥幸而已，绝非所谓“肃宗中兴”；其四，还京后肃宗大权旁落，内廷外朝实际掌握在张良娣、李辅国手中，其父玄宗凄凉苟活，形同囚徒；其五，元结《中兴颂》使用春秋笔法，寓含讥讽。五端之中，重点在第二、三、五处，焦点则在肃宗是否不法不孝，以及元结《中兴颂》是否包含批评之意，自黄庭坚此诗以后，这个“中兴颂罪案”一直贯穿着浯溪书写。 诗中“臣结春秋二三策”，是说元结《中兴颂》里有数句采用了春秋笔法，语含讥讽。从“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以及“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看，黄庭坚针对的元结原文是“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元结本意是否有讥讽，本文存而不论，[43]重要的是黄庭坚首先作如许解读，宋人多数也持同样看法，前引曾丰《题浯溪并序》指出了黄庭坚解读中兴颂的转折意义：“元次山颂刻于崖，至本朝熙宁数百年无异论。一经黄鲁直出意着语，来者往往更相黜陟。”问题的关键在于宋人对肃宗所持的批判态度。 在唐代，安史之乱的亲历者对肃宗的分兵自立、讨叛平乱是赞扬有加的，至少不会批评。如与元结同时的李华《无疆颂》八首、颜真卿《天下放生池碑铭》、杜甫《哀王孙》、《收京三首》。《旧唐书·肃宗纪》评论肃宗“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很能代表唐末五代的普遍观点。但宋代的历史评论呈现义理化、道德化的特点，对肃宗的看法出现逆转。《新唐书·肃宗纪》说“肃宗虽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贼”。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至唐事，程颐（正叔）要求他正太宗、肃宗之“篡名”，司马光表示同意。[44]元祐初成书的范祖禹 《唐鉴》的史论也多接受程颐的意见，指斥肃宗逼夺皇位、监控玄宗于南内、胁迫玄宗迁入西内、致使玄宗郁愤而终，皆为悖逆不孝，[45]黄庭坚《书磨崖碑后》的议论与之如出一辙，曾季貍《艇斋诗话》称黄诗“有史法，古今诗人不至此也”，[46]原因盖在此。罗大经对此认识的历史演变有简要概述： 昔唐明皇幸蜀，肃宗即位灵武。元次山作颂，谓自古有盛德大业，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去盛德而止言大业，固以肃宗即位为非矣。伊川谓非禄山叛,乃肃宗叛也。山谷云：“抚军监国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为。”此皆至论。 [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