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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磨崖碑后》的异文与互文 清阮元《游浯溪读唐中兴颂用黄文节诗韵》云：“江湖岂独漫郎宅，又遣山谷来题诗。”[28]元结（漫郎）和颜真卿创造了作为“地方”的浯溪，黄庭坚则进行了再创造。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黄庭坚因《神宗实录》文字罪案，责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流放蜀中长达八年。徽宗崇宁二年（1103）十一月，因《承天院塔记》再遭构陷，贬谪宜州（今广西宜山）。次年三月己卯（初三），60岁的诗人途经浯溪，在风雨中与文士、僧尼同游浯溪磨崖，连游三日始作《书磨崖碑后》：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明皇不作包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乌择栖。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髙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涷雨为洗前朝悲。 黄庭坚作诗时，面对着异常丰厚的文本传统：有关玄宗、肃宗和安史之乱的历史记载，元结和颜真卿的生平及作品，中唐至北宋文人对安史之乱和中兴碑的吟咏，等等，其中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就被黄庭坚化用入诗。黄诗“颠倒四海由禄儿”，是凝炼元稹《连昌宫词》“禄山宫里养作儿”、“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三句而成，虽是化用前人旧句，但上句“明皇不作包桑计”指斥玄宗未能居安思危，二句连在一起，批评玄宗不作国家根本大计，任由安禄山恣意妄为而终致叛乱，将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到玄宗身上，这是黄庭坚所擅长的“以故为新”。 诗中“南内凄凉几苟活”的“南内”一词，常被指系黄庭坚误用。这其实与白居易《长恨歌》有关。任渊（天社）注引《唐书·玄宗纪》，上皇还自蜀郡，先居兴庆宫，李辅国迁之西内，兴庆即南内也。又引《高力士传》，随上皇徙西内居十日，为李辅国所诬，长流巫州。钱锺书《谈艺录·黄山谷诗补注》对此批评说： 按《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瞿佑《归田诗话》卷中皆谓山谷诗宜作西内，作南内，误。是也。天社以兴庆当之，曲为山谷文饰，与下句意不贯矣。[29] 胡仔和瞿佑认为玄宗在西内的生活才是凄凉苟活，故黄诗该作“西内”而非“南内”，钱锺书进一步说作“西内"才能与下句“高将军去事尤危”语意连贯。今按，任渊以兴庆宫解释南内，算不上为黄庭坚文饰。唐玄宗以太上皇身份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十二月返回长安，定居兴庆宫，即南内，乾元三年（760）七月被迫迁入西内（太极宫）之甘露殿，次年四月卒于西内神龙殿。那么，玄宗在南内的生活能否算“凄凉几苟活”呢？从史书记载看，玄宗入住南内的两年半时间，虽有一定范围内的活动自由，但始终处于肃宗监控之下。[30]—个被剥夺了权位的皇帝，宠妃已死身亦老，日夜被人监控，稍一不慎即可能被控图谋复辟，当然只能是苟活的状态。黄诗前两句已作铺垫：“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皇后张良娣与宦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31]李辅国更是内廷、外朝、禁军众多大权集于一身。而且南内兴庆宫是玄宗为王子时的旧居，玄宗即位后扩建并常往居住，如今物是人非，触景伤情，安得不凄凉？白居易就认为玄宗在南内西内的生活都很凄凉，故其《长恨歌》写道：“西宫南内（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诚然，玄宗迁入西内后的生活更加不堪，史家求实，于此要加辨析，诗人感物，又不必过于拘泥。黄庭坚早年有《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以凄艳笔触写李杨悲剧，尤其第二首“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第四首"蛛网屋煤昏故物，此生惟有梦来时”等句，道尽马嵬之变后内心的悲凉。史家记述、《长恨歌》用例、《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与《书磨崖碑后》一起构成一组互文，足以证明“南内凄凉几苟活”不是误用，而是诗人尊重史实、体察人情而描绘出的带有普遍性的生命感受。南宋曾丰《题浯溪》诗云“南内起居不遑安，西宫晨夕无聊赖”，[32]亦以南内、西宫相属对。 至于“南内凄凉几苟活”与下句“高将军去事尤危”语意是否连贯，则要注意“尤危” 二字。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760）条记载，肃宗身体多病，对玄宗愈加不放心，李辅国遂以武力胁迫玄宗从南内迁入荒凉得如同废宫的西内太极宫，迁居过程中高力士（高将军）始终以智勇护主，玄宗得以少受凌辱。随后髙力士遭到流放，玄宗其他的亲信随从也全部被贬或被迫离开，玄宗自此成为与世隔绝、孤独无依的囚徒。准此，“南内凄凉几苟活，髙将军去事尤危”意为：玄宗自蜀归来，入住南内，已经凄凉得如同苟活，后来被迫迁入西内，高力士等亲信尽散，情势就更加危险。语意足称连贯，层次尤为分明。史书“辅国矫称上语”云云，据黄永年考证，只是曲笔粉饰，为肃宗、玄宗留面子而己，实则肃宗最忌惮玄宗复辟，移居之诏非李辅国所能矫；玄宗囚禁于西内不到两年即死，十三天后，多病的肃宗亦亡，史书记载已见事太突兀，北宋初乐史多采唐人旧闻的《杨太真外传》更隐约表示玄宗非善终而是兵死，当时肃宗既已久病难愈，李辅国怕给玄宗复辟的机会而抢先下手害死玄宗，“从情理上说也完全是可能的”。[33]黄庭坚熟读唐史和《杨太真外传》，对结局及其原因当有深刻体认，故有“事尤危”之语。 诗中的“臣结春秋二三策”句，“春秋”一作“舂陵”，二字古来聚讼不已，古今浯溪书写也常以此生发。前引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历代讨论作过详细剖析，大要有三：第一，黄诗为元结《中兴颂》发，与元结《舂陵行》无交涉，不当作“舂陵”；第二，宋人所读、所引黄诗皆作“春秋”；第三，南宋袁文《瓮牖闲评》载“亲见山谷手书作‘春秋’”，故作“春秋”是、作“舂陵”非。钱说堪为定论。 需补充者，今存黄诗刻石固然是作“春秋”，[34]“春秋”也是最佳选择。但石刻材料未必是作者最终定稿。由黄庭坚及同游朋友的题壁可知，《书磨崖碑后》在当时未立即上石，而是黄庭坚去世后，由曾同游的僧伯新等人于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磨崖刻石，[35]不排除错刻可能，故尚需从诗歌的上下语境和整体涵义去寻求最终的判断依据。 试析“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二三策”出自《孟子·尽心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杜鹃诗”指杜甫的两首七古《杜鹃行》和五古《杜鹃》，后者有句：“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宋人多认为此三诗乃有感于玄宗失位被囚之事而作。故黄诗这四句的意思是：元结的《中兴颂》采用了春秋笔法，蕴含微讽，就好像杜甫杜鹃诸诗那样；世上之人只知《中兴颂》写得精美，却不知后面有《春秋》、《杜鹃》这样令忠臣哀痛至骨的心声。杜甫本与中兴颂无关，却与湖湘之地有关，故被黄庭坚用以映衬；且黄庭坚《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推崇杜甫“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杜甫诗多及玄宗肃宗事，《忆昔》亦云“张后不乐上为忙”，与黄诗“内间张后色可否”相涉。若作“舂陵”，则指元结《舂陵行》；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元结任道州刺史，翌年到任，作《舂陵行并序》，用白描铺叙手法揭露官府横征、民生疾苦，与玄宗、肃宗均无涉，词语也谈不上精美。南宋费少南《跋中兴颂磨崖碑后》云：“昔黄太史庭坚读元次山《中兴碑》，有二三策之句，盖本传所载时议三篇，大率愤激，不独颂中兴为堪耀之美也。”[36]认为“二三策”指元结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在京师所上《时议》三篇，然其时其地皆与“舂陵”无涉，且《时议》三篇直陈时事及主张，了无春秋笔法，费说拘泥于字面而误解黄诗。故此句当以“春秋”为佳。 至于末句“涷雨为洗前朝悲”，涷雨，指暴雨。时当三月初，未必有暴雨，前引黄庭坚磨崖题名也仅言“风雨”，此处当是借涷雨一词写风雨之中游浯溪的实景。“涷”在古籍和碑刻中有时可以假借为“冻”，故黄诗此句常被误成“冻雨”，且后世和作及引用亦有作“冻雨”者，需加注意。又，苏轼早年《游三游洞》诗云：“冻雨霏霏半成雪，游人屦冻苍苔滑。”“屦冻”或作“屦冷”，“苍苔”或作“苍崖”。[37]黄诗“断崖苍藓对立久，涷雨为洗前朝悲”，或是有意选用涷雨、断崖苍藓等词，与苏诗形成互文，从而与四年前去世的师长苏轼构成生死对话。 黄庭坚受中兴碑触动而赋诗，是与元结、颜真卿对话，其作品刺激了后来的浯溪书写，彼此又构成一个互文世界。黄庭坚在浯溪摩崖作诗题名，与颜真卿刻石一样，都是在与大地对话，并赋予大地以意义。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可视空间里的书写形式或文化图案常被看作是空间意义的首要方面。”[38]黄庭坚的浯溪诗刻与颜刻并重于世，在宋代即被称为“小磨崖”，[39]它们塑造了浯溪这个地方，并与后来的摩崖石刻一起给浯溪赋予空间意义。前引张蜀蕙文称中兴碑是时代的记忆、地景的象征和珍贵的碑本文献，将浯溪石刻概括为“铭刻与对话”，洵为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