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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孟子的以意逆志、言近而指远，诗家一切法则条规都在否定之列。我们知道，历史上对诗法、诗格的鄙斥，在在都有，但尚未见如此激烈和绝对的否定态度。当然，性灵若只能容纳孔、孟这些古老的信条，那就不过是陈腐不堪的老生常谈而已，又岂是袁枚这样的人所乐道？事实上，当性灵作为新诗学观念的核心范畴，作为新思潮的旗帜高扬起来时，其自身的派生能力已演绎出若干有明确的方向性、明显不同于前人看法的命题。即使在貌似推衍清初以来调和唐宋、泯灭初盛中晚之辨的反复论辩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分辨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那就是极力推崇天性和天才，甚至断言“诗文之道，全关天分”。[61]正因为如此，铃木虎雄论性灵说的要点，说：“性灵派所贵，一言以蔽之，曰才。”[62] 袁枚晚年曾在《南园诗选序》中倡言：“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诗，脱口能吟；其人之天无诗，虽吟而不如其无吟。同一石，独取泗滨之磬；同一铜，独取商山之钟：无他，其物之天殊也。舜之庭，独皋陶赓歌；孔之门，独子夏、子贡可与言诗：无他，其人之天殊也。”[63]所谓天，即天生的禀赋。如李白《怀素草书歌》所谓“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公孙大娘浑脱舞？”赵翼《论诗》所谓“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64]作诗既然依赖于先天禀赋，那就绝不是人们普遍可以拥有的东西。于是今日诗人之众多，非但不是诗家美谈，而适足为诗歌的堕落和灾难：“予往往见人之先天无诗，而人之后天有诗。于是以门户判诗，以书籍炫诗，以叠韵、次韵、险韵敷衍其诗，而诗道日亡！”[65] 所谓先天、后天之“诗”，乃是指人天赋的诗性，在袁枚看来也就是人掌握诗歌的天赋才能，是诗歌写作的首要资质。它无法于后天获得，即“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66]《随园诗话》中曾一再强调这一点，而且总是以天分与学力对举，如卷一即说，“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孟子曰：‘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至是学力，中是天分”。[67]天分，就其表现于诗而言也就是才。袁枚曾引刘知几“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木，不能运斤；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不能屯货”之语，而更推衍道：“余以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至于腔调涂泽，则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后矣！”[68]参照上文，可知作意用笔是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需要先天之才的地方，这是袁枚晚年确信不疑的定论。 在这个问题上，袁枚甚至与他诗学直接师承的叶燮看法也不同。叶燮是承认诗可学而能的，但对于“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于诗而传焉”则有所保留，认为：“诗之可学而能者，尽天下之人皆能读古人之诗而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而求诗之工而可传者，则不在是。”[69]在他看来，诗的工拙除了取决于天资人力外，最重要的是有无胸襟，其次才是取材、装饰、变化的能力。而袁枚则说：“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70]《随园诗话》中记载这类例子很多，如薛中立幼时见蝴蝶，咏诗云：“佳人偷样好，停却绣鸳鸯。”大为乃父薛雪所赏。且道：“宋时某童子有句云：‘应是子规啼不到，致令我父不还家。’都是就一时感触，竞成天籁。”[71]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袁枚引述陶元藻语曰：“与诗近者，虽中年后，可以名家；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72]依此类推，就自然会导向一个不免极端的论断：天性无诗之人有作如无，天性有诗之人不作如作。王鸣盛曾说：“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袁枚很欣赏这个说法，称其“深有得于诗之先者”。[73]又说：“皋陶作歌，禹、稷无闻；周、召作诗，太公无闻；子夏、子贡可与言诗，颜、闵无闻。人亦何必勉强作诗哉？”[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