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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理论研究者，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穷经皓首”、“孤灯苦读”、“板凳要坐十年冷”之类的情景，而有成就的著作者也一定如唐代韩愈所言的那种“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之士。然而，社会实际常常要比人们的想象更为丰富和独特。当我拿到张建星同志的新作《新闻的创意时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算是一部理论性的专著吗？
的确，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这本书确实不符合理论专著的一般“格式”——它的主要内容大多是张建星同志1999年3月担任《天津日报》总编辑以后断断续续记于大样、写于报角的评报手记。但是，正是这来自实践第一线的“新闻操作92条札记”不矫饰、不做作的原汁原味，对于一张报纸、乃至一个报团的发展轨迹做出了近乎人类学方法的“原生态”式的勾勒，为任何一位对于中国传媒发展有兴趣的观察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个案摹本。 在当代中国，或许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外在的体制到我们的灵魂。改革与时代遭遇，我们与改革同行。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追随改革、投身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人生理念和近乎宗教般的人生主题。当我们面对建星同志写在报纸边上的“新闻操作92条札记”的时候，我们不难从那些记录着中国传媒发展脉动的书页中感受到作者对于中国传媒业痴心不改的情愫。 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每个40岁朝外的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面孔负责。”他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未成年时，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他的生理面孔，这副面孔的美丑主要应由他的父母负责；但是当一个人成年以后，人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的社会面孔，而这副面孔的美丑则主要地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识其人观其友”，意思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就可以大致判断他的旨趣和为人。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我们不妨说，要认识一个报人、学人的深刻与浅薄、扎实与肤浅、高尚与猥琐等等，也有一个简单直观的办法，就是观读其文。因为对于一个报人、学人而言，自己笔下的文章、文字和报纸就是自己社会面孔的真实展示。 中国传媒业20余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实践先行。可以这样说，凡是具有革命性、创新性的因素总是在实践的第一现场发生的。这种现实状况也就造就了来自实践第一现场的理论思考的弥足珍贵。从建星同志的“新闻操作92条札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和透视到中国传媒业几乎全部的矛盾、纠葛以及传媒人如何超越这些矛盾、纠葛的操作智慧。 理论的真正使命就是使实践成为更多人明白的东西。《新闻的创意时代》正是一本具有这种高度和水准的、来自实践第一现场的思想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