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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反刍与探索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人民日报 胡少卿 参加讨论

    对乡镇生活的反刍构成了迄今为止阿乙几乎全部的写作题材。
    阿乙在文坛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2008年因网络上的推崇而渐为人知,并出版首部小说集《灰故事》。此后保持平均每年一本的频率,陆续出版小说集《鸟看见我了》(2010年)、随笔集《寡人》(2011年)、中篇《模范青年》(2012年)、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2012年)、小说集《春天在哪里》(2013年)。
    许多人初读阿乙会联想到余华。不仅因为他的小说像早期余华的风格,还因为他和余华有类似的生活轨迹:余华从海盐牙医出发,阿乙从瑞昌警察出发,拨开艰难游向中心,才华是唯一的通行证。2002年阿乙离开家乡江西瑞昌,外出闯世界。此前他在省内读警察专科学校,做过五年的小镇警察和公务员。对乡镇生活的反刍构成了迄今为止他几乎全部的写作题材。他的小说世界活跃着逃犯、偷情老汉、打牌民警、台球桌边的青年、苦苦思索的民间哲学家等,他的故事可以总括为“一个乡间警察的所见所闻”,有论者称他是把公安局的档案柜搬到了小说里。这决定了他的小说充满悬念,作者像一个手持利刃的法医,划开表皮,展示生活触目惊心的内里。阅读快感,哪怕是一种残酷的快感,是阿乙小说追求的首要目标。
    阿乙的文学趣味给人一种“纯正”的感觉。在浮出水面之前,他曾花费多年时间苦读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福克纳、皮兰德娄、巴里科、余华等人的作品,其飘忽残酷的文字让人联想到残雪《山上的小屋》、余华《河边的错误》,给人“先锋派归来”的错觉。他自述喜欢把作品当做一件工艺品来打磨,渴望作品达到“没有一句废话”的境界。他的语言简洁,准确,能揭示出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台湾作家骆以军称阿乙是“动词占有者”。随便拈出一个句子:“打工的人慢慢归来,在孩子们面前变化出会唱歌的纸、黄金手机以及不会燃烧但是也会吸得冒烟的香烟,这些东西修改了杨村。”(《杨村的一则咒语》)“变化”和“修改”用得多好。阿乙还特别在意故事的叙述技巧、结构方式,比如《意外杀人事件》是一篇努力按照“非”字的几何形状进行结构的小说,讲述六个人从六条小巷走出,在中间的大道上遭遇同一种命运:死亡。在“先锋派”退潮20年后,阿乙重拾形式探索的激情与冲动,仍然令人尊敬。
    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往往模糊了时间和地点,对现实政治进行一种表面上的疏离,以强化“纯文学”之“纯”。阿乙的不同之处是,他把时间和地点明确化了,使小说与世纪之交中国乡村、城镇的真实形貌发生连接。在广受赞誉的短篇《杨村的一则咒语》中,村妇钟永连怀疑邻居吴海英偷了她的鸡,因此赌下残酷的咒语:“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第二天,鸡自己回来了。故事的结局是两个儿子都从南方打工回来过年,吴海英的儿子开着车带着女友,钟永连的儿子则疲惫地死在自家的床上——打工地的工作环境摧毁了他的身体。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坚硬的宿命,它强调的不是咒语应验的偶然性,而是一个特定环境中带有普遍性的悲剧。
    阿乙一直在追随加缪于《西西弗的神话》中提出的命题。《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把对这个命题的思考推到极致。这部作品既有加缪《局外人》的冷漠,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紧张,它尝试对作家的道德感进行节制,而只忠于写作本身。当西西弗开始认清并正视自己的命运时,这同时意味着一种得救。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理解阿乙小说中的残酷,正如阿乙所言:“人们只有对自己的内心坦诚……才会在绝望中清醒,才能走上自我找寻的道路。”(胡少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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