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我最倾心的国度，我始终保持中国的灵魂，矢志不渝。 韩素音辞世了。我日暮翻读她最著名的小说《瑰宝》，一腔感慨。 初识韩素音，是在上世纪80年代。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为比利时淑女，她称自己是“在文化交融中开花结果的”。因而，她提议并资助设立“文学翻译彩虹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作为该奖项评委之一，我开始接触这位胸怀宽广、热情慷慨的国际知名女作家。每次颁奖，她都亲来中国，跟中国文学界交流。有一回，她在北京文采阁摆宴会友，前来跟我和《红楼梦》英译者杨宪益先生碰杯。我发现，杨宪益对跟周围人寒暄毫无兴趣，可一见韩素音即刻容光焕发，谈兴甚浓，显示出对她由衷的敬佩。杨宪益一生致力于将中国文学经典译成英语，自然对韩素音在这方面的特别关注心生感激。确实，除彩虹奖外，韩素音还资助了“青年翻译奖”。 韩素音的作品在中国读者甚众。1999年，我翻译了她的作品《明天的眼睛》。该书犹如一部《世说新语》，作者以如炬目光洞观世界的历史，远瞩人类社会的明天，给我颇多启迪。 西方将韩素音划定为最“亲华”作家。在法国，她的《目的地重庆》、《大潮晨涌》、《寂夏》、《向阳花》等多部作品一度十分畅销，影响远超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后来却因为一些政治原因而遭冷遇。 移居瑞士后，韩素音积极从事文化交流，并通过日内瓦儿童园地基金会主持一项国际性的儿童文学艺术评奖。1994年，我和妻子应邀从巴黎到瑞士玛尔梯尼参加颁奖活动。当时获奖的是中国女导演王君正的影片《天堂来信》，该片颇得韩素音赏识，更因为该作品来自中国。晚上，韩素音举办关于当代中国的报告会，这也是她经年在世界各地不知疲倦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让西方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静观韩素音抗声击节的演讲，我觉得她澹于荣利，正直不阿，虽在西方世界受攻于人，却不屈服于一帮意识形态偏执者的淫威，更不屑于像有些诺奖获得者那样在法国电视上谄媚西方。 1997年6月，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赴洛桑出席国际奥委会的“文化论坛”。韩素音女士闻讯邀请我到莱蒙湖畔的和平大饭店共进晚餐。那天适值韩素音80寿诞，宾主心情格外激动。韩素音首先回忆她1985年9月看到我用法文写就的长篇小说《悬崖百合》的情景。当时，她提笔致函发行该书的巴黎斯多葛出版社，畅谈读后感。《悬崖百合》描述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宝塔山下300多名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长途行军至河北麒麟岩的往事。法国、瑞士、比利时、加拿大及北非媒体广泛报道此书，令常以中国革命为写作题材的韩素音心喜。因缘辐凑，当时法国阿舍特出版集团还给《悬崖百合》冠以“中国孩子的奥德修记”，连同韩素音的小说《魔力城邦》一并向全球推荐，自然更加深了女作家当时的印象。 在莱蒙湖畔的静谧中，我聆听了韩素音对她动荡生涯的回溯。她是中西混血儿。但用小说《凋谢的花朵》里一个人物赫斯的话说，韩素音“想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始终怀着中国情结。她在莱蒙湖畔对我说：“中国是我最倾心的国度，我始终保持中国的灵魂，矢志不渝。” 相比之下，韩素音人品之高洁更令人仰慕。其实，她对中国的爱是与反抗压迫、崇尚自由的志向密不可分的。她告诉我，自己所以要起“素音”的笔名，就是要通过写作为世间的卑贱者呐喊。这也促使她跟共产主义的理想产生共鸣，而且不因社会革命在全球遭受严重挫折而颓唐。她特别坚持独立思考，家中没有电视机，常年订阅8种报刊，每天对世界各类不同新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避免西方传媒竭力追求的“一统效应”。 2008年夏天，瑞士瓦莱州政府在圣彼埃尔·德·克拉日镇为韩素音竖立半身塑像，在基座上镌刻女作家表达自己终生奋斗目标的座右铭：“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人性。”其时，瑞士儿童园地基金会会长玛丽—让娜·卢耶专程到巴黎会晤我和妻子，说一些瑞士友人已经出资复制了这尊塑像，期望能将之竖立在中国，以表故人的“乡恋”。 我清楚记得，1980年，正是韩素音女士亲赴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倡议在周恩来总理巴黎故居前置一逝者的浮雕像。该像由法国大雕刻家保尔·贝尔蒙多完成，安放至今不断有人前往凭吊，但很少人知道此事是由韩素音热心促成的。 卢耶女士再度到巴黎约见我们时，带来韩素音病重的消息。更让人忧心的是，韩素音的夫婿陆文星为其印度子女挪走了女作家几乎全部稿费积蓄，陷对方于经济困境。而且，韩素音还因病被置于“监护”之下，失去了独立支配财产权。卢耶女士焦虑异常，希冀援手。韩素音的中方好友也为之多方奔走，寻求援助。 2012年11月2日，国际知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辞世。韩素音一生都在中国遭西方一些“教师爷”诋毁时挺身为正义抗辩，她是一位最让人尊敬，最值得我们深情怀念的华夏优秀儿女。（沈大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