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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Review of American Scholars'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or a Century 【作者简介】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62 吴原元，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叙述学典范的《史记》，自19世纪开始就吸引了美国学者的关注。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关于《史记》的研究著述蔚为可观，在美国汉学界已然发展成研究的经典领域。本文即旨在梳理百年来美国学者从文本、史学、文学和哲学视角研究《史记》的具体状况，评说他们在研究《史记》时所提出的新见解和新观点。 【关 键 词】美国学者/《史记》/汉学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叙述学典范的《史记》，自19世纪开始就吸引了美国学者的关注。早在184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就在其创办并主编的综合性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刊载了柯立芝夫人(Mrs Coolidge)英译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lbe Remusat)关于司马迁父子及其《史记》的研究文章。①1930年代，卜德(Derk Bodde)在对《史记》卷八七《李斯传》及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卷八六《刺客列传》进行译注的基础上撰著了《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这两部著作。②自此以后，关于《史记》的研究著述蔚为可观，已然发展成美国汉学界的经典研究领域。本文拟对一百多年来《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概况作一梳理。限于学识和笔者的眼界，必有不少疏漏和舛误之处，恳望学界同仁见谅和指正。 一、《史记》的文本研究 《史记》的文本问题，尤其是《史记》与《汉书》间的关系，在西方汉学界一直以来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曾发表了《司马迁语言拾零》一文，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严格按照“他从先秦文本中所学到的文学语言形式”，但他可能受到他所处的汉代地方口头语言之影响。③自高本汉论文发表后，关于《史记》文本研究的成果相继产生。吴德明(Yves Hervouet)通过研究发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和《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之间在文本上有近800处存在差异；在他看来，这些存在差异的文本中有近一半是在这两种版本之间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的；但通过考查韵律、查验上下文之间关系、不同字形变化及其他因素，他认为《汉书》的版本“似乎更为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史记》版本中有近29％之处要优于《汉书》。因此，吴德明在结论中非常谨慎地承认，问题可能源自于公元一世纪《汉书》经常被反复抄写，同时这种差异也可能是抄写员试图根据《汉书》重建《史记》遗失的篇章。④何四维(A.F.P.Hulsewe)在仔细比较了《史记》和《汉书》的词及短语后断定，目前的《史记》卷一二三是尝试通过利用《汉书》卷六一的材料和《汉书》其他卷章资料重建遗失的《大宛传》的结果。对于更仔细研究其他卷章的呼吁，何四维预言其结果是：“我相信进一步的研究也将显示《史记》这本著作中有关汉代其他篇章的不可靠性。”⑤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为何四维的《中国人在中亚》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在经过考察大量资料、文本考辨及外部取证之后，他认为《史记》文本是衍生物。为支撑其观点，他提供了两个新的间接证据：一、本卷及《史记》卷一三○在内的简明提要部分丝毫没有间接地提到张骞、李广或大宛战役、俘获汗血马等这一卷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及其重大事件，从这段话中也可明白“一旦汉朝派遣使节去大宛时，地处边远西部的蛮族人便伸长脖子朝内看，希望观看一下中原大地”；二、《史记》卷一二三文本的前半部分确有《张骞传》……但是《史记》卷一一一不仅有张骞的简短生平传记记载，而且还列举了他和在《史记》其他卷中明确标明没有任何个人传记的将军们。⑥然而，榎一雄(Enoki Kazuo)的《〈史记大宛传〉与〈汉书张骞李广传〉的关系》一文为反驳何四维的观点提供了间接证据。榎一雄认为《史记》在卷一二三中遵循了古老的名称使用方法，不能就此认为是从《汉书》中复制而来；吕宗力(Lu Zongli)的《重新思考〈史记〉卷一二三的真实性问题》也显示，尽管何四维和鲁惟一都认为《史记》所记载的公元100年至400年这部分不可利用，但他们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并参考有关这300年的记载即却无法使人相信他们的观点；再者，何四维所引证的作为《史记》源自《汉书》证据的语言学范例总体上完全不具决定性。⑦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记》的文本问题也开始成为美国汉学界的焦点问题。戴维·哈尼(David B.Honey)的《〈汉书〉、原稿证据及〈史记〉校勘：以匈奴列传为例》一文，通过对《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匈奴列传的文本分析，并借助信息传播理论中文本与版本间的差异区分，认为《汉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比《史记》保存得更为原始；除非语言学证明，否则一般说来在所有相同叙述中《汉书》应摆在首位。《汉书》总体上优于《史记》的原因在于，虽然《史记》在最初遭受冷落，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受到极大关注，这导致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改换名称以使《史记》在一定程度上免遭污染；《汉书》卷九四即是作为原始匈奴叙述传播的第二阶段，逃过了众多评论家的注意；由于司马迁的名声，他们所关注的是《史记》中的相关叙述，对《史记》叙述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引入错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添补。⑧马丁·克恩(Martin Kern)的《关于〈史记〉卷24乐书的真实性及意识形态的注释》，认为《史记》乐书这一卷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其日期是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乐书作为晚近编撰之物，其编撰者的意图在于从祭祀的古典风格这一视角对汉武帝的郊礼歌、壮观典礼及汉武帝行为所作的一种批评，以此获得在西汉最后几十年间的政治和文化统治权。⑨2003年，克恩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再次发表《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相如传与赋的问题》一文，进一步阐述其对《史记》文本的怀疑。他基于对《史记》、《汉书》及《文选》中司马相如赋不同版本的语言学比较以及司马相如传本身所存在的诸如这篇传记是《史记》中仅有的几处出现谈字的地方之一、汉武帝发现司马相如才华的故事明显荒谬而稀奇古怪、司马相如传富有极端的想象性以及如果司马迁明确将赋这种文学形式作为对间接政治警告和讽刺批评的一种尝试，为什么单单关注司马相如的著作而忽视其他同时代作者和著作等所有可资利用的证据，表明收入到现在版本《史记》中的这一卷并不是出自汉武帝时期，一定是更晚时期或几个世纪以后；它很有可能是基于《汉书》中相类似的人或物。总的说来，相互独立的几组证据不能不让人怀疑司马相如传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种异常文本。⑩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则在其领衔的译著《史记·汉本纪》序言中，对“一小摄西方学者尝试证明《史记》有部分遗失，其遗失部分是复制于《汉书》”的观点进行驳斥。通过对《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与《汉书》中相同部分的文本比较分析，他的结论为《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是比《汉书》是更早的文本。(11) 20世纪，高本汉发表的一篇小文引发了西方就《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没有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无论是更仔细而广泛的语言学研究，还是从比喻、情节、叙述结构等方面搜寻辅助证据似乎都有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二、《史记》的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界乃至英语世界第一部详细研究司马迁的著作是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这部出版于1958年的著作，分为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传记、中国史学的起源、《史记》的形式以及司马迁的思想等五章。由于华兹生这本著作针对的是汉学家和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故此其著述存在一些缺陷，“故意选择忽略有关《史记》历史编纂的某些方面，如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司马迁之后几个世纪来中国学者的批判、《史记》的历史文本”等。(12)但是，华兹生通过他的分析和雄辩动人的英语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史记》的文学风貌。华兹生如是描述司马迁在传记方面的创新： 在他的传记中，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详述一系列的个人生平，他也通常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通过有密切关联的年代或地理来把握其主题。他深信那些来自他之前时代的经典和哲学著作是深刻的，人类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潜藏着永恒不变的道德模式。他遵循着便利的年代顺序，但在他看来年代顺序应从属于他认识过去时代人们生活的那些模式。他根据他们的生活和激励他们的雄心将其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无论我们如何想象这些群体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激发司马迁和他的同胞们所致力探寻的基本哲学思维模式已展现出来。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残暴昏君和有德之君、正直大臣和谗谄奸臣的典范在历史上已树立。思想观念的模式和模式本身在司马迁时代已过时。正是司马迁认识到它们不仅适用于远古时代的人们，也同样适用于他所处的时代。于是，他拿出过去那一成不变的陈旧纸板，在上面描绘出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画像：他发现被已往忽视的黑白讽刺描述手法的精妙之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人类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基本道德模式所决定这种观念。当传记成为官僚成员而非个人的创造物时，后来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漠视这种古老的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否真值得记录或具有价值都为所有最高阶层官员立传的方式。但《史记》的惯例却是，不仅为那些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重要人物立传，同样也为那些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并在中国文献著作中继续发挥影响力的人们立传。司马迁之后不久，出现了一大批像刘向的《列女传》、皇甫谧的《高士传》这类传记著述，这应归功于司马迁的榜样作用。这类传记的对象都是那些投身于群体、个人生活都显示出相同道德模式的个人。这种源自于《史记》的表和《汉书》的列传的新式类型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中国传记写作中占主流。(13) 上述这段话向西方介绍了有关《史记》的两大问题：一是《史记》文本质量问题；二是《史记》对于传记类型发展的影响。再如，华兹生在著作中设想应用《史记》所采用的体例描述美国史，“《史记》分为五个部分：本纪12卷、表10卷、书8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这种形式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流行的关于历史形式的概念，因为西方要求对历史进行大量的解释。各种不同部分的重要性和作用取决于整本著作的结构和有效性；我认为对其解释的最佳方式是采用这种形式编纂一部美国史。如果读者能够容忍在美国史与中国史两者之间这种充满幻想的思想观念和明显的差异，我将尝试略述这样一部著作可能会是什么样。”(14)华兹生的著述成功彰显了《史记》的文学性，使《史记》在西方读者中复活。 但是，美国汉学界真正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始于约瑟夫·艾伦(Joseph R.Allen)。他的《〈史记〉叙事结构初探》一文，将罗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和罗伯特·凯洛格(Robert Kellogg)从西方古典文学叙事中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论运用于中国传统叙事学。在文中，艾伦考察了《史记》在不同部分所运用的一些叙事技巧，并尝试对《史记》卷六六《伍子胥传》和卷一○九《李广将军传》这两卷进行精细的分析。艾伦认为《史记》这部历史名著对中国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史记》是由众多独立的叙事所组成，这些叙事在结构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变化。毫无疑问，所讨论的这两种要比《史记》中所发现的其他叙事手法更具意味和象征性，但正如我们所说它们并不具有非典型。我们怀疑在被令人尊重的传统所束缚的叙事手法中绝大多数都比模拟更具有象征性。情节、性格、观念及意义混杂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看到的这两种叙事手法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史记》中表达意义的方式象征着对先前历史经验主义传统的偏离，转向更具传奇小说意义。我们认为，在这两篇传记中所发现的叙事手法不仅可以在《史记》的其他部分找到，而且也可以在更富虚构性的中国经典叙事著作中找到。(15) 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的《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四位君子的生平》，是艾伦之后第一部研究《史记》文学性的著作。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是采用文学批评方法分析《史记》中描述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并被同时代人视为封建贵族楷模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这四位贤士列传所组成。在文中，李乃萃运用源自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英美新叙事学、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电影叙事批评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分析了《史记》文本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元素，并描述了读者通过了解人物行动来判断其中所蕴含之道德内容的过程。这篇博士论文的中心是考察信陵君与看门人侯嬴之间引人注目的关系、仁与德之间的区别。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榜样都必然具有缺陷，但正是他们的不完美性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这也解释了文本具有持久的文学力量。(16) 《史记》的叙事魅力及其空间而非时间法则是简小斌(Xiaobin Jian)的《〈史记〉的空间化》的主题，他的博士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导论、作为理解模式的空间化、《史记》的撰著与史学的传统、《史记》的建构与特征、结论、建立极权体系和塑造一种多重空间化的映象。总体上，简采用的方法是《史记》应被视为中国伟大传统史学的一部分以及“空间”位置比任何特定的编年史著作都重要。在结论部分，他写道：总体上看，《史记》中的所有部分组成了一座宝塔形体系，这个体系具有明确界定且相互关联的层级和区分法则。在所建立的这种体系中，任何空间中存在的裂缝都经过测查，所经历过的时代都被系统化。尽管个人传记中所出现的表和日期使人感受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作为年代顺序的一种参考它也是需要，但是这种不受任何时间影响的框架体系突出表明的是一种永恒……司马迁……更为在意的是人物的总体形象和他们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正确位置。(17) 为西方读者提供一种文学体系和理解《史记》的新方法，是杜润德(Stephen W.Durrant)撰述《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一书的目标所在。杜润德首先确认《史记》在文学风格、道德判断甚至是事实描述方面所出现的众多矛盾之处，并以此说明“文礼”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在他看来，《史记》文本中存在自由与控制、综合性与一致性、冗长与简练、文本的世俗愉悦性与传播规范的意识形态之责任等广泛的矛盾。杜润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源于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宣称是“第二个孔子”的司马迁却不愿意追随这个他自认为是典范的榜样，这并不是宣称司马迁本质上是反孔子的。在提出文与礼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一基本前提后，杜润德认为司马迁的挫折在于，误解孝这种职责并以此否认他放弃了自杀，而这又迫使他流露其苦恼，这种苦恼的流出物即变成了《史记》。仔细分析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显示，司马迁将其个人等同于孔子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挑战：以《春秋》中所采用的传统避讳和隐射方式将整个中国历史综合为统一标准并自成一体的著作。杜润德认为，不可能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司马迁对于材料十分笨拙的处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司马迁个人的当务之急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他对于讲述一个好故事的热情。随后的几章主要是致力于小心翼翼地分析司马迁对早期史料的处理以及其著述中所存在的矛盾，以此说明他自己的经历对于他的解释以及传播其所接受的史料的影响。(18)识别并清晰叙述《史记》背后之文学模式的聪明才智，使他的研究为一种新研究流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史记》的史学研究 众所周知，《史记》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因此，在美国学界有不少学者从史学角度研究《史记》。基尔曼(Frank A.Kierman)在译注《史记》卷八O至卷八三，即《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的基础上，探究司马迁的史学态度。他认为，“司马迁写作通史的预设目标是涵盖所有重要的事情和人物，但司马迁不允许被其创设的体例所支配”。司马迁在撰著列传时主要考虑的是“所挑选的人物代表什么、他是如何成功、他的故事如何能恰到好处地融入《史记》的总体架构等等因素”，“要重建司马迁的态度，研究列传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司马迁自己的政治态度，基尔曼认为“司马迁将描述和对历史的评价视为一种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因为它保存了指引子孙后代的大量传统；司马迁的这种使命感，亦反映他对所遭受刑罚的愤恨及对中央政府所采用体制的厌恶”。(19) 大卫.詹森(David Johnson)的《早期中国的史诗与历史：伍子胥问题》，考察了由“事变”话语及与伍子胥有关联的人物等素材所组成的五种传统文献：(1)《左传》提供了这场阴谋的内核部分；(2)《吕氏春秋》将伍子胥置于《左传》所设置的相同空间场景，但提供了有关伍子胥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情景；(3)《国语》，可能是《吕氏春秋》的资料来源；(4)《史记》提供了有关伍子胥的完整生平记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更多的细节；(5)《吴越春秋》中有关伍子胥的材料是之前版本的三倍，并把伍子胥视为一位占星师和了解风水之人。詹森认为要质疑《吴越春秋》中增加部分的材料来源、两种以伍子胥为主题的民间传说的影响力及更为详细解释它与从汉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祭祀伍子胥之礼仪有何关联无疑需要大量的证据。 詹森推测，在秦汉统一之时丰富的历史传奇故事必定已存在。但是，这种传统并不是单一的事情——它存于诸多版本中……我认为这些叙述可能出现在由说书人口述给作为听众的贵族和平民。这类叙述的存在就可以解释假如没有准备或模仿这些资料，司马迁为什么会提及“伍子胥病倒在去吴国的路途中，不得不沿路乞讨食物”，司马迁设想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故事。詹森认为，所叙述的这些历史传奇故事被汉代统治精英所查禁，这是因为：一、在中央政府努力维系中国统一之时，它们培育的却是地方主义自豪感；二、它们对于为统治精英所鼓吹的儒家教条而言具有抵制作用；三、它们挑战了官僚们所把持的历史著述垄断权。(20)尽管詹森强调他的结论是假设性的，并拒绝宣称口头传说、地方性描述等确实存在，但对司马迁资料来源的描述明智而富有创造性，为众多前辈们所坚守的立场提供了极好衬托。 顾传习(Chauncey S.Goodrich)的《司马迁的吴起传》，以《吴起传》作为评价司马迁史学观的基础文本，其主要目标是确证司马迁所使用的文本中哪部分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哪些是假想的历史传说故事以及司马迁构撰这篇传记的资料来源有哪些。他的结论是尽管不可能像小说一样完全解构，但这篇传记是由松散有趣的轶事组成，一连串有关吴起的不同叙述已按照一定年代顺序被有效组合在一起：很明显，这篇传记的几个部分包含固有的令人生疑的情节及严重的时代错误，然而由呆板的文学修辞占支配地位的其他段落削弱了他们所声称的历史价值。一流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特征中的绝大多数。像吴起生活的时代接近于所显示的时代、他是魏国的一位将军以及与所提及的一些甚或全部诸侯国的将军非常相像，这种有关吴起的最低限度的描述至少还可以被接受。(21) 葛兰特·哈代(Grant Hardly)的博士论文《〈史记〉的客观性与阐释性问题》，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史记》的英文专著。他这篇博士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4章)他为重新理解《史记》构建了一套理论框架；第二部分(5-7章)解释说明这种框架如何能够应用于独特的传记。哈代认为，司马迁是一位经常通过排除史料、精确复制史料、编排史料次序、更改史料语言、主要史料之外插入其他史料以及插入想象性材料等方式塑造历史以引导其读者的主动而积极的编者；同时，他相信《史记》在叙述中的变化也展示出司马迁的某种历史观——历史事实具有道德意义，但它不可能只具有一种准确无误的解释说明，相同的事件在不同的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总而言之，哈代认为司马迁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历史确认道义原则，并借助历史校正过去不道义之处。(22)此后，哈代继续致力于探究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如何既秉持史学的客观准确性又致力于向公众解释传递其心目中的伦理道德法则，即如何调和客观性与阐释性。1992年，哈代在《司马迁〈史记〉的形式与叙事》一文中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断片式体例，通过浓缩精简、置换年代、在一定背景中突出强调某些事实、平行叙述重要事件、暗示因果关系、反复叙述单一事件等方式将未加工原始性历史资料制作成连贯的富有深远意义的叙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断片式历史体例，是司马迁的解释工具；正是借助这一解释工具，司马迁将历史的准确性和道德性这两大目标完美地会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史记》作为道德解释性工具的作用。(23)1993年，哈代在《〈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的解释功用》一文中，以《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为例，通过对这一卷及其史料来源进行分析，证明司马迁组织这一表是表达他自己对于历史重要性的判断。通过他所挑选的事件，司马迁突出了《史记》叙述的要点、纠正补充《春秋》和《左传》，并提供了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史记其他部分的春秋时代的大纲。在哈代看来，司马迁《史记》的十表通常被认为是正文的补充，尽管他们作为并列的日历和为司马迁的历史叙述建立一种历史性框架方面非常有用，但他们本身也具有一种独立的解释功用。(24)1994年，他在《古代中国史家对现代西方理论能有贡献吗——司马迁的多重叙述理论》一文中通过对公元前205年魏豹反叛的五种说法这一多重叙事的典型例子的分析指出，从不同的视角不止一次的叙述同一事件，而且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也并不完全一致的冲突叙述，似乎象征着历史真相有某种程度的失真，可是司马迁在他的叙述中又经常显示对事实真相的关注。在哈代看来，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期望的西方史学中的统一叙事要更准确地反映过往。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念是承认史家和证据的局限，提供了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并聚焦于道德的省察。虽然这对西方人来说有点生疏混乱，但却展现了司马迁历史方法论的清晰画面，对于寻求逃避传统历史书写模式的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是个有趣的例子。(25)1999年，哈代出版了专著《青铜与竹子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哈代撰著此著的目的，“希望在司马迁的《史记》及其所处思想环境方面提供一种新颖的、可能也是富有争议性的考察”。在引言中，哈代对此作了详细介绍，“我认为这另外一种视角或许更为自由，同时与我的前辈相比更少一些文学性。我对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如何形塑他对历史的理解以及他的这种识见如何体现在他的文本中也颇感兴趣，但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西方史家，《史记》有一种强烈的表演成分?也许，《史记》不仅代表着司马迁关于历史的观念，也以一种醒目的、毫不夸张的方式代表着世界本身，并通过它的存在寻求改变世界。”(26)这本专著的论题是“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司马迁实际上是将《史记》视为一个微观世界，并运用这个“模型”来塑造现实世界。司马迁邀请我们进入他的这个模型，并让我们同他一道通过使用这个模型使历史富有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司马迁征服了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破坏的历史，使他自己在历史上得以永恒，将被千秋万代的子孙所想起和著述；竹子(喻指历史本身)超越了青铜(喻指军事世界)。(27) 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文稿是写在什么上面?如何贮备所用文献?使用了多少草案?是否有助手帮助?编撰《史记》的具体过程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西方学术界偶尔提及，很少系统化。近年来，有关此类问题开始受到学者关注。倪豪士围绕《史记》是如何编撰的这一问题发表多篇论文。他曾于1991年发表了《重新考察〈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一文，在文中指出为什么酷吏列传中所具有的年代顺序、共同主题、重复的关键词、传记主题间的相互对照等所有统一的叙述策略在循吏列传中都没有出现?传统观点认为循吏列传可能不是出自司马迁之手；但基于《史记》文本本身及文化背景，更为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司马迁在汉代皇室档案文献中找到被分类为循吏的文本材料，然后对其进行整理，循吏列传在编撰中经历了从档案文献到成为书的一部分这一过程。(28)2003年，他发表了《〈史记〉文本问题的说明以及关于世家编撰的一些思考》，具体阐述《史记》部分是在司马迁指导下由助手帮助编撰，其中标签在这项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考察《史记》文本时，发现被高本汉称之为“有依赖卷章”即《史记》关于前汉时期的卷章中存在与其文本没有任何语法联系的句子片断，仅世家就找到十四个。对此，倪豪士给出的解释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有众多助手，他的助手为汉代以前的部分卷章准备了文本草稿，这项工作可能在司马迁做太史令的头几年期间就开始从事；为文献资料和抄写草稿贴上以日期、个人姓名以及章节标题为主题的标签，不仅是司马迁编撰技术的一部分，“更有可能是，放在顶端的第一片竹简是已写好的标签，表示的是与记录中的标题、日期及人物相关的事件。这些文件被贮存起来，直到被收入进整卷，作为最终组成部分。当成捆竹条从文件夹中取出来，很可能由不同史官或司马迁自己负责最终抄写。这就使得作为标签的日期、人名或章节标题这些字符很容易被抄写进正文中。这就可以为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一种语法问题提供一种解释，也可解释为什么所有句子断片都出现在有依赖性的卷章中。”(29)2007年，倪豪士发表了《缺乏掌声：关于晋世家与司马迁的春秋之说明》一文，除了探究司马迁如何解读“春秋”一词的意思以及如何为了其目的改编《春秋》中的史料之外，着重从《史记·晋世家》中提供例证推测《史记》编撰过程中是如何使用春秋，以说明《史记》是如何编撰的。他认为，“尽管司马迁在尝试重建某些事件时主要依赖于《左传》，但他经常参考其他三种传统注释，在重建事件中有一部分涉及对两种甚或更多的关于《春秋》的传统注释的异文合并；这种重建通常涉及缩写史料文本；有时候似乎并没有仔细地缩写，以致《史记》中有些段落的意思模糊晦涩，这显示有辅助或抄写员之手涉入这一过程。最后，根据以上以及在一个仅有口头传统和各种各样的笨重书写记录时代，很可能司马迁将春秋这个词理解为所有他学习过、记住的和阅读到的与经典文本有关系的整个资料库，包括书写的和口头的。”(30) 四、《史记》的哲学研究 华兹生认为，“司马迁不是哲学家而是历史学家……他所表达的散乱观点很难归于任何被公认的思想流派”；(31)但在美国汉学界仍有一些关于他“零散观点”的研究。首先是杜润德(Stephen Durrant)的两篇研究。在《处于传统交叉点上的自我：司马迁的自传体著作》一文中，杜润德通过在司马迁自传中搜寻“内心秩序”(internal order)，认为危机时刻来自于作者对他全部过往人生的看法。杜润德认为这个坐标点“是以司马迁带着对未来的希望来解读其过去这样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方式联结起来。正如他自己的描述，他的过去是以儒家的孝为中心；他的未来朝向的则是期待能扬名于后世。”在杜润德看来，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传记传统与中国以“关系或惯例为中心”的传记传统间可能存在对立；但他发现古代西方传记和古代中国传记在“个人生活普遍受到尊敬或者典型的生活模式之间”具有一致性，并推断：基督教是西欧真正占优势的宗教，它为自传作者提供仿效的范型，但通常重点不在于基督徒生活的具体行为，而是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神话式的基督徒生活典范……但没有任何一位西方自传者会像司马迁那样为自己的行为故意从历史中找寻特定同类人和先辈。事实上，司马迁的著作几乎将历史本身提升到宗教高度。在这种用过去来详细说明的思想观念中，历史变成了耶稣基督。(32) 杜润德在《混乱与缺漏：司马迁对前贤刻画的几个方面》一文中，考察了司马谈和司马迁的两位老师孔安国及董仲舒在塑造青年时代的司马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结论是：一方面，司马迁回忆他父亲的临终遗言……是非常儒家化，并为司马迁拒绝自杀继续活着以完成《史记》尽可能确立最强有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司马迁对董仲舒和孔安国的描写，没有考虑之前事件的主要部分和儒家思想的合法化。当然，司马迁这数十年的生活和工作是复杂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把司马迁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看做是对过去事件的忠实客观记录者，认为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混乱其历史著述的思路。概而言之，可能是司马迁自己故意模糊以及他在考虑曾影响过他的那些令人尊敬但却又完全不同的伟人中间自己所处位置时所遇到诸多困难的结果。(33) 李惠仪(Wai-yee Li)的《〈史记〉中的权威观》一文，考察了司马迁尝试在本质上反历史的时代给历史叙述的优先权多于理论叙述。司马迁所运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创建一个用与儒家有关且周到的术语定义新权威。李尝试将这种权威与个人遭受苦难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确立自己作为赋予历史著述内在道德性之传统的一部分——儒家和左丘明的传统，司马迁在主张历史真实性时，强调在前辈著作中个人经历和自我表达的作用，从而为其增添了一种情感的维度。依照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学家的道德识见可根据他遭受的苦难加以鉴别，因为他们影响他对历史上个人自由的局限性和可能性的感知和理解；与此同时，在历史学家的识见和著述中，痛苦及挫折经历又被赋予一定的意义。这种努力依次导致司马迁对为数众多的早期时代人物非常赏识，并证明这种赏识是一种鲜活的历史理解；李也认可司马迁在对史料批判评定方面所作的创新，他着重强调司马迁排列古老史料时——如在吕不韦与李斯传记间插入刺客-家臣的集体性传记，确立了“一种声音……来自当时集体和个人”。(34)在以回顾的方式对有关司马迁哲学倾向进行评述后，李文反思了作为范例的《伯夷传》中存在的问题：司马迁应用伯夷和叔齐的抗议来证明即使具有公正性的理由中也有阴暗面。真相并不是专一的。即便是在吴王和周朝所代表的理想政治秩序中，人类精神中某些东西也无法适应。这种仅有极少细节的叙述是松散稀疏的。司马迁以卷的形式架构一系列关于历史中个人生活意义的反刍……因为伯夷和叔齐都躲避儒家和道家的归类，尽管归类能提出关于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拒绝司马迁更倾向于儒家还是道家这类不切主题、再三强加的问题。(35)但是，李逐渐能从司马迁的多种态度中建构起一种连续性：《史记》中统一的意见源自于广泛的态度，从讽刺分裂到赞成统一，从确认到怀疑……史家意见的权威性不仅来自于最后的评论，也来自于当他在叙述与评论间游走时协调不同观点的技巧。李发现即使不确定性也能增加司马迁的权威性：怀疑论如此帮助《史记》确立其可信性。司马迁经常在句子末尾使用“芸”字，以显示对事件可能性或者其概率以及事件背后的思想观念的信心是特别依照情况的详情程度而作出相应调整的。在讨论了反复无常的命运之后，李雄辩地总结了他的观点：在上天是无法理解或没有理性的这种观念下，通过计算上天的领地、给在其他地方已被忘记或遭受谴责的失败挫折赋予不朽声名，司马迁在历史著述中曲解了历史的意涵。通过肯定历史著述的意义，他化解了历史注定论和个人努力这两种因果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个过程成为历史权威性的基础。(36) 嘉德纳(Charles S.Gardner)认为司马谈致力于编撰这部史著的主要动机在于“赢得恒久的名声”；然而，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并不只是单纯的宗谱记录、不是简单的王朝档案编年史、不是关于政治道德的专论，也不是只专注于任何值得称赞的个人或制度，相反它是在其所能接触到档案文献范围内综合描述整个民族的过去；对于一位明智的史家来说，这是通过详细描述甚至是毫不畏缩地记录人们堕落的程度，提出有价值的正义并将其从被遗忘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黄金机会。他没有直接反映他自己的道德水平，而是通过记录值得称赞和堕落的其他人实现了他的客观性目标，与此同时他自己也获得了不朽的声名。”(37)戴梅可(Michael Nylan)在《司马迁：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吗?》的专论中，则基于大众对祭祀、孝、著述和占卜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信念以及为回应当前有关行为对命运作用的讨论，他详实地阐述了司马迁完成《史记》编撰是为了最终实现宗教目的。他将这种宗教目的称之为“《史记》的宗教推动力”，认为其具有四个维度：一是渴望通过旨在保证家族的名誉能被称颂千古的行动表达最高形式的孝心；第二，虔诚地希望在天人之间找到恰当的分界线，作为预言文学变化的范本；第三，不辞辛苦地重申神圣的起源、命中注定的伟大以及中国文化不朽的秩序状态；第四，通过让作为著者的司马父子虔诚沉浸于不朽中国文明之中以寻找到一种能够实现不朽的声名，这样或许可以将司马从普通之人“最终注定要死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正是基于这种宗教的推动力，司马迁在《史记》中重建了一系列居住在中原并对中国非凡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男女人物的生活，是希望只要《史记》能够被继续阅读到，他和其父亲就能从所挑选的这些文明之中国人死去中所隐含的独特有效之精神中获益；竭力使报和志在整部历史中运转起来，因为司马迁坚信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过去和将来之人物被牢记，能够为他自己和他的家族赢得一种不朽的声名；在其以文学方式庆祝中央帝国范围之内加入一个单一、想象的群体生与死，这个群体的成员对于让他们在记忆中永世不朽心存感激，并把这种使其永世都在记忆中不朽的感激归功于他和他的家族；为了更好地强调神的起源和坚持不朽，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新文学模式列传。(38) 1995年，倪豪士在总结了西方一个世纪的《史记》研究概况后认为，西方的《史记》研究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彻底研究《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二是更为广泛地考察《史记》文本和为数众多版本的历史；三是完整的英译本。(39)自此之后的十多年里，美国汉学界关于《史记》的研究正是朝着这三个方面迈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目标未能实现。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程度加剧，这使得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和平等交流成为可能，“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40)在这种时代精神背景的影响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典范和中国叙述学典范的《史记》将吸引更多美国学者的关注，并尝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注释： ①Biographical Notices of Szema Tan, and His son Szema Tseen : Chinese Historians. Translated for the Repository From the French of Remusa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LX, No. 4 (August, 1840): 210-219. ②参见Derk Bodde, China'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 Leiden: E.J. Brill, 1938; Derk Bodde, 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 Three Shih-chi Biographies of Ch'in Dynasty, 255-206 B. C. New H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40. ③Bernhard Karlgren, “Sidelights on Si-ma Ts'ien's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42 (1970):306. ④参见William H Nienhauser, “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 史记Studies in the West,”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Vol. 24, No. 1 (1996). ⑤A.F.P. Hulsewe, “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123, the Memoir on Ta Yuan,” T'oung Pao, Vol. 61 (1975):89. ⑥A.F.P. Huls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A.D. 23. Leiden: E.J. Brill, 1979, pp. 12-25. ⑦Zongli Lu,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 chi 123 Reconsidered,”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17 (Dec. 1995):51-68. ⑧David B. Honey, “The Han-shu, Manuscript Evidence, and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Shih-chi:The Case of the Hsiung-nu Lieh-Chua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1 (Dec.,1999): 67-97. ⑨Martin Kern, “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Ideology of Shih-chi 24, The Book on Mus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9, No. 4(Oct.-Dec. , 1999): 673 -677. ⑩Martin Kern, “The 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Fu in Sima Qian's Shij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3, No. 2(Apr. -Jun. , 2003): 307. (11)William H. Nienhauser (eds).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2: The Basic Annals of Hart Chin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xiii-xlviii. (12)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x. (13)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pp. 129-130. (14)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pp. 104-107. (15)Joseph R. Allen,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Shiji,” Chinese Literature : Essays, Articles, Reviews,Vol. 3(1981): 66. (16)参见Vivian-Lee Nyitray, Mirrors of Virtue Four “Shih chi” Biographi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1990。 (17)Xiaobin Jian, Spatialization in the Shiji,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2, pp. 181-185. (18)参见Stephen W. Durrant,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19)Frank A. Kierman. Ssu-ma Ch'ien's Historiographical Attitude As Reflected in Four Late Warring States Biographi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2, p. 19. (20)David Johnson, “Epic and History in Early China: The Matter of Wu Tzu-hsu,”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y, Vol. 40, No. 2 (Feb.,1951):258 -268. (21)Chauncey S. Goodrich, “Ssu-ma Ch'ien's Biography of Wu Ch'I,” Monumenta Serica, Vol. 35 (1982-1983): 214-215. (22)Grant Hardy,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8, pp. 342-345. (23)Grant Hardy, “Form and Narrative in Ssu-ma Ch'ien's Shih chi,”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14 (1992):1-23. (24)Grant Hardy,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Shih chi 14, The Table by Years of the Twelve Feudal Lor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3, No. 1 (1993) : 14-24. (25)Grant Hardy, “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The Multiple Narratives of Ssu- a Ch'ie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3, No. 1 (February 1994): 20-38. (26)Grant Hardy,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 (27)Hardy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p. x. (28)William H. Nienhauser, “A Reexamin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The Reasonable Official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Early China. 16 (1991): 230. (29)William H. Nienhauser, “A Note on A Textual Problem in the Shih Chi and Some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ereditary Houses,” T'oung Pao, LXXXIX (2003):53-58. (30)William H. Nienhauser, “For Want of a Hand: A Note on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Jin and Sima Qian's Chunqi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7, No. 4 (2007) : 246. (31)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 Han Dynasty I & II. , Hong Kong&New York: Renditio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p. xv. (32)Stephen Durrant, “Self as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s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Ssu-ma Ch'i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6, No. 1 (Jan. -March 1986) : 39-40. (33)杜润德：《混乱与缺漏：司马迁对前贤刻画的几个方面》，陈志森主编：《陈奇禄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449-450页。 (34)Wai-yee Li , “The Idea of Authority in the Shih ch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4, No. 2 (December, 1994):363. (35)Wai-yee Li, “The Idea of Authority in the Shih ch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4, No. 2 (December, 1994):381. (36)Wai-yee Li, “The Idea of Authority in the Shih ch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4, No. 2 (December, 1994) : 388-405. (37)Charles S. Gardner,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9. (38)Michael Nylan,“Sima Qian: A Ture Historian?” Earty China, 23-24(1998-1999): 209-216. (39)William H Nienhauser,“A Century(1895-1995)of Shih chi史记Studies in the West,”Asia, Culture Quarterly, Vol.24, N0.1(1996)：44. (40)李剑鸣：《关于20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