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垛口: 明末清初,中国许多地方的城墙垛口出现了“二并一”现象,即约将两座垛口改建为一座,垛口变得更加宽大和坚厚。垛口“二并一”制式,又被称为关东式(或称“辽左规制”):“每堞长七尺,厚三尺,宽一丈五尺;垛口宽一尺八寸”[19]。清初,福建兴泉道叶灼棠在其《修城纪略》中也称“改仿辽左规制,堞下增坐台三尺,厚倍之,登降坐立皆便”[20]。垛口数量减少的同时,加高增宽了垛的高度和宽度,不仅为守城士兵提供了方便和安全保障,也适应了当时火兵器的发展。 (2)串楼: 又称“游廊”、“廊屋”等,主要集中于我国的南方,北方较小见这种城墙附属建筑,其目的为防止雨水侵城(土城),同时守城将士也可临时避风雨。从时间上看,主要在明代和清代早中期。 随着砖石城墙的普遍推广,砖石构造的墙体上建造相对使用长久的“窝铺”等建筑,遂代替了原先的串楼。到了清代,由于串楼易损、时常需要维修,故被普遍废弃,改为“阳城”(即城顶没有遮挡物的城墙)。有趣的是晚清时,我国城墙上以各种理由被拆除的城屋、串楼一类附属建筑,但是在德国同时期建造的城墙上仍建造了这种形制,且覆盖全部的城墙之顶。如:巴伐利亚的罗腾堡城、若德林根城、纽伦堡城等,至今城顶上部仍保留“串楼”、“游廊”似的建筑。 (3)城门拱券技术的普遍推广与运用: 中国城门早期木构梯形城门的传统形制,至迟在战国、秦汉时期(前475~220)已经定型,并沿用至元代(618~1368)。城门采用拱券式结构较晚,虽然创筑于南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仅局限于南方的部分地区。从全国大多数城墙的城门规制来看,改筑未拱券式城门当在明(1368~1644)以后才被大规模推广和运用。 (4)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城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便在明清时期这种影响仍然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大的方面来看,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21];从小的方面看,影响到城墙局部建筑的形制,其中包括城门的位置、朝向等。这种的文化影响,在明清时期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有的虽不被传播,但文献中尚有记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