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在工作中 黑明摄 山水画《雾失楼台》 2007年冯其庸画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冯其庸口述 宋本蓉记录整理 商务印书馆 《红楼梦》 冯其庸校注1982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历代文选》 冯其庸主编 1962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冯其庸先生与夫人夏菉涓登八达岭长城 1955年 【读书者说】 2017年1月22日，九十四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在曹雪芹埋骨之地的通州张家湾，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就在他去世前不久，明知垂暮之年，却老骥伏枥，在亲自编辑完成了自己的皇皇巨著——《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珍藏文物文献图录——《瓜饭楼外集》十五卷之后，近日又推出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以下简称《风雨平生》），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其学术生涯的总结。 这部数十万字的口述自传，是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历时三年的访问基础上，由宋本蓉女士进行了文字转化和整理，并经过传主冯其庸先生五易其稿的修改而定稿。口述史的写作方式，并非当代独创。孔子的《论语》由其弟子辑录，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由辩机执笔，因为准确再现了口述者的思想和经历，被理所当然地作为传主孔子、玄奘的著作而传世。如今，拜受录音技术之赐，《风雨平生》在整理者忠实的还原下，惟妙惟肖地复原了冯其庸先生亲切的口吻；同时又经传主认真删改，条理清晰地叙述了其一生的遭际。笔者认为，丰富的图录，认真负责的口述史资料，加上协同工作的程序，会成为一种当代口述史精品创作的范式而传扬；而《风雨平生》，也将是这种范式下第一部“中国记忆·学者口述史”的传世精品。 刻画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大时代 作为一代文史大家，冯其庸先生的口述本身即具有非同常人的历史意识。他将自己的一生编织在亲历的一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去回顾，为自己的口述设立了一个个既是自身历程，也是历史进程的连环章节。从中可以看到，他90多年的历程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在江南家乡的30年。开篇的童年生涯像风俗画一样展开江南农村的家族记忆，勤劳的母亲、抽鸦片的父亲、分成了多个党派的堂房兄弟、南瓜当饭的饥饿岁月、农闲时节的草台班戏剧，这些个人生活的场景，是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农村普遍景象的写照。而日本侵略在其记忆里留下的最深刻的童年印象，也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民生惨境。他记录自己迎接解放、参加解放军、中学执教的早年生活，都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民众盼望新生的积极心态。冯其庸先生在1954年的而立之年执教中国人民大学，从此在北京生活60多年。在北京生活的前20多年，是他人生历程的第二个阶段。冯先生的这些亲历口述，不仅是其人生风雨点点滴滴的深刻记忆，也是共和国史上风雨历程的早年记忆。冯先生人生历程的第三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平。这个阶段，冯其庸先生主要提及了他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诸多作为，如《红楼梦》定本的整理出版、红学的兴起、玄奘取经之路的考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及其“大国学”概念、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成立等。与之前两个阶段的生平回顾比较，从他个人的成就上，可以看到，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走向新建设之路的和平环境。 记录了一个中国学者上下求索的学术人生 冯其庸先生出生于底层的贫苦农民家庭，但是母亲坚持设法让他获得教育。对于子女的读书明理充满期盼，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是冯先生在艰难困苦的岁月能够走上学术之路的起点。在这部口述自传中，冯先生追忆了其早年苦学不辍的求学经历。传记的开篇，冯先生提及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江南农村的文化气息，却在小学时代能够找到的《三国演义》《芥子园画谱》以及农闲时节的草台班戏剧表演中熏陶了他未来的文艺爱好。与科举时代告别，中国高等教育在晚清建立伊始就发生的一个重要逆转，是实业救国论与民众追求生计的结合，导致几乎所有的中学生在家庭的要求下首选理工专业，这样的取舍其实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冯其庸先生最初的高等教育也从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开始。好在那个时代，那样的工专学校依旧配置了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化、艺术课程教师。冯先生得以在那里得到文史专业真正的启蒙，并在国文教师张潮象先生的引导下参加“湖山诗社”，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东林剩有草纵横。海内何人续旧盟。今日湖山重结社，振兴绝学仗先生。”诗句清快豪迈，表达了对无锡东林党人读书救国人生的向往。其早年苦读养成的悟性，确实令那些先生们刮目相看。在传记里回忆更多的，是奠定其国学境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国专是以唐文治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教育潮流中，坚持吸纳传统书院教育的精华，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而期于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对于这一鲜明特色的现代国学摇篮，近年已经多有系统的总结。现在冯先生口述自己在无锡国专的读书体验，可以更生动地窥见其在昌明中国优秀传统的同时而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 总之，无锡国专的教育使他在传统文史领域得到系统的训练，而广泛的兴趣又使他对于书画、鉴定多有涉猎。因此，在古代文学研究、书画艺术、古典诗词创作方面，他堪称是当代难得的全才。仅就古代文学这一学科而言，今天，当我们以“红学家”称道其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时，更应该知道作为红学领军人物的冯先生在从事《红楼梦》版本整理和研究之前，已经做了长期而多方面的准备。1954年，他执教中国人民大学时，古代文学课程几乎在初创阶段，他亲自撰著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主编的《历代文选》，金针度人，体现出他古典文学训练的全面修养。当时，《历代文选》这样一部古代文学的选本几乎一枝独秀，它承担了昔日《古文观止》的普及功能，从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也是那时绝无仅有的文学建树。半个世纪以后的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冯先生担任首任院长，无疑是实至名归。他为人大国学院设定的课程系统以及“大国学”概念的提出，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照应时代，无疑延续了他学术生涯中早年求教的种种积累。 当然，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而言，这部口述史更是揭示当代《红楼梦》的校注定本出版来龙去脉、当代红学研究活动和机构成立、冯先生个人红学研究经历和方法的第一手资料。从口述中可以了解到，冯先生1975年倡导并领命整理校注本的《红楼梦》，他才真正走上专业研究的道路。而对于这部千古名著的整理与研究，冯先生确实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将传统学术中科学考据的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从版本的确定、作者家世的认定，他只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一一从头验证，写出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等著作，从而为《红楼梦》底本的确定、校注工作的顺利展开，乃至后来《红楼梦》研究守正出新的蔚为潮流，确立了里程碑。口述史中详细描述了他在巨帙《清实录》中找到曹雪芹祖上曹振彦入关的踪迹，他在辽阳发现曹氏家族的相关碑刻，从而认定曹雪芹祖籍辽阳，整个过程竟如侦破案件一般，令人读来兴味盎然。此外，如对《红楼梦》版本先后的考证、曹雪芹墓石的认定，也都据实而论，抽丝剥茧，让阅读者感受到《红楼梦》这部大书，从考证开始就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真学问。 展示了中国文化史上近百年中的诸多人事 作为文化大家的冯其庸先生，一生交往多在文化艺术领域。在早年求学之路的江南，他记录了如二胡艺人阿炳的超凡艺术、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等受教的人和事，从侧面呈现了民国艺术史、教育史上的重要内容。在我们普通读者的心目中，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执简驭繁，以其独特的情韵早已成为中国民乐的重要代表。读了冯先生“听阿炳演奏”的亲身经历后才知道，阿炳的音乐天赋已经高超到不计琴弦粗细、乐器好坏而任意自如的境界，而无论是低回苍凉还是慷慨悲凉之声，都是他在苦难的岁月里凝练出来的人生回响。 冯先生在执教北京以来的岁月，对于文化的广泛涉猎，又得以与多个领域的文化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他的叙述中，学者郭沫若、俞平伯、启功、姚迁，作家王蒙、金庸，书画家许麐庐、黄永玉、刘海粟，戏曲艺术家袁世海、陈伯华、周信芳，工艺大师顾景舟、高海庚、周桂珍，以及其在海外因为《红楼梦》而交往的俄罗斯、美国、欧洲的学者，这些因为不同的机缘而走到一起的文化大家，是一部当代文坛的点将录，他们交游的往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增添了不少重要信息。如其中关于看戏的回忆，冯先生说自己是“把中国传统的戏曲作为我的一门课程来看待的”，他通过戏曲的评论来提高戏曲表演艺术家们的情节展示，而自己也从艺术家们的戏曲表演中体会古典文学的生动意蕴，是对舞台艺术与文学作品互动影响的深入体会。《春草集》正是他不自觉成为戏曲评论家的结晶，《〈精忠旗〉笺证》则反映了他参与新中国历史剧编写讨论后对于戏剧与历史关系的文本分析。又如他与诸多中国画家之间的友谊，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些艺术大师们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率真性情。他写自己为姚迁受冤平反的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曲折过程，读来令人心酸。他写自己与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交往，竟是缘于金庸的哥哥在患难之际曾受到冯先生的仗义相助。这一桩桩文坛往事，渗透着并非大师之间而是普通人生的温暖回忆。总之，《风雨平生》通过一个老人的娓娓而谈，展现了冯其庸先生九十多年风雨人生的无数欢笑悲忧。 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与自信 虽然历经劫难，他自始至终保持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与自信。在他晚年的学术踪迹中，还可以看到他在年逾花甲之后10次前往西域调查的经历。“去西域探寻玄奘取经之路”是先生的夙愿，“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冯先生在西部的考察，是他对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上影响的检验。10次考察，他走遍河西走廊、居延黑水，三上葱岭，数越流沙，玄奘所记、所历，堪称一一目验。对于玄奘西行走出今日国门的别迭里山口、东归经行的瓦罕走廊，他都不顾身老病痛，不至不归。2005年，他以83岁高龄最后一次前往西域，最终征服了罗布泊，在夕阳映照下的楼兰古城驻足行吟，圆满了他探寻玄奘之路在西域的所有踪迹。“玄奘取经之路”凝聚了他对中国文化兼容并包、交通东西的开放认识，也反映了他关注中国历史而形成的既定观念，即西域文明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关注西部开发、关注丝路历史以及对大国学概念的倡导，无疑都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具有充分认识的体现。而他一生的坚定意志和人生成就，也都来自他对这种文化本身的浸润。在回忆里，他一再记述母亲对他的谆谆教导，反映出传统家教对于中国民众品格传承的重要性。除了他早年的成长到处是母亲的影子之外，他在北京工作之后，母亲的影响依旧持续着。特别是母亲病重后他回乡看望，母亲叮嘱他新中国成立前借的高利贷，不能因为改朝换代而无视承诺，赖债不还。民间代代相循的传统良知，为先生的人格形成给予了有力的支撑。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是他能够独立于乱流之中的基石。经历批斗时，他以苏东坡的旷达自勉，赋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文革”最激烈的年头，他抄写《红楼梦》，以防这一作品惨遭“革命”……这些都是他将中国文化作为人生支柱的信念所在。在漫长的回忆中，他一生处理人际关系、追求学术真理的轨迹，无不展示出中国文化中值得我们发扬的人性光辉，成为我们面对各种磨难而砥砺前行的明灯。 “天风海雨饱曾经，又作轻舟万里行”，正如冯先生的诗歌所吟唱的那样，《风雨平生》的阅读，一定会使我们坚信在风雨的历程之后，人生的轻舟总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朱玉麒，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版图片均选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