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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埋首书林,正说历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人民日报 冯尔康 参加讨论

    清史学家阎崇年近日出版了《阎崇年集》,全书计18种25册(正编24册,附录1册),近800万字,2000张图片。阎崇年以一年节气为序,将24册书分别与二十四节气对应,以他的早期著作《努尔哈赤传》配应“立春”,而以《中国都市生活史》匹配最后一个节气“大寒”。以节气配图书,或许是他勖勉自己周而不息地惜时、周而复始地勤奋耕耘之故吧?
    阎崇年深知:“历史学者的责任,既有学术,又有普及,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是以他在努力治学之外,又致力于史学知识的普及。他在《清朝开国史·自序》中写道:“十年来,我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相应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等四个系列,共一百八十八讲(集)。这种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得‘影视史学’之先鞭。”
    阎崇年讲述《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是因为他觉得史学家有责任去说明历史真相,去“正说”历史。他曾提出过“正说”“细说”“慎说”“通说”“新说”解史的五条法则,其中,“正说”是求历史之真实和公正解说,给读者以准确的历史知识。欲达到“正说”的目标,就必须“细说”,讲出有血有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干瘪的、公式化的历史。
    阎崇年善于把复杂多变的历史,予以精准概括与提炼,让人一听就能心领神会。比如他讲《大故宫》,总结出故宫的特点是:规模大、历史久、珍宝多、涵盖广、子午线。对于明朝的灭亡,阎崇年形象地说:“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历史逻辑,值得深思:前因后果,因缘相报——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
    阎崇年的演讲,雅俗共赏,加之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颇得听众喜爱,以至于92岁老妇人去听演讲,还请他签名;孕妇听讲,说是为了让胎儿接受胎教。这都是人们事先没有想到的。要之,阎崇年将陈旧的知识变为活的知识,而当历史知识为大众掌握后,必能促进人们生活的和谐幸福。
    近代中国的落后,使人咒骂历史,怪罪老祖宗,惯于批判传统文化,唯有钱穆等人倡言敬重历史,不要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归罪于祖先。阎崇年具有敬畏历史的意识,加上敬业精神,乃渐入治学上的新境地。
    其一,敬畏历史与求真态度。阎崇年认为对历史遗产的态度,应当是敬畏、赞颂、欣赏、守护、关爱、弘扬。对历史的传承与表述,也应当采取敬畏态度。他所说的“敬畏历史”,是从历史中取得人生智慧,得到修齐励志的经验、赏心悦目的欢愉,避免重蹈前人覆辙、遭受历史惩罚。
    阎崇年认为,学习历史要想得到真知灼见,对历史必须要有求真态度。他笃信论从史出,以此求真。他曾明确表示: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史书,无论精深的还是普及的,共同点是真实性和科学性。
    其二,勉力搜求历史资料。《努尔哈赤传》选用资料相当丰富,有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明朝皇帝实录、李朝大王实录、官私记载、档案榜文、金石谱乘、文集图录,尤其是朝鲜文献。这是阎崇年不惮其烦查索资料之所得。康熙时,顺天府尹张吉午编纂《顺天府志》,誊录正本送呈朝廷,未刊,藏于宫中,不为人知。后来为北京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收藏,后世学者以为这是抄本图籍。阎崇年发现这部书后,为了明了它的版本以及是否为孤本,在世界各国各地搜访。在国内,他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得知各地没有此书;遂将目光投向海外,1987年赴日本,得知东洋文库亦无藏;1989—1990年在美国,到了国会图书馆,哈佛、耶鲁、印第安纳、夏威夷、加州等大学图书馆,均无该书信息; 1992年在台湾亦无发现;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搜索,渺无踪影;在欧洲,托人查找,令人失望,均无此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阎崇年才逐渐认识到,该书很可能是“呈写正本”,纠正了抄本之说。下得如此苦功夫,他才能以详实史料,撰写学术专著。
    其三,孜孜不倦地实地考察。在阅览史籍之外,阎崇年注重实地考察。北部中国,他走遍白山黑水和内蒙古草原,黑龙江流域的一些地方不止一次造访。在南方,他跨海考察南海诸岛。东至台湾讲学,西南游历了青藏高原,可以说足迹遍全国。阅历丰富后,他将书本知识与实地考察的亲身感受结合起来,提炼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在读书中,遇到需要了解养心殿前殿后宫的距离。养心殿与寝殿之间有一穿堂,两点之间的距离,有人丈量为近5米,阎崇年乃请人再次丈量,告知为3.1米,他又亲自去看丈量,前殿后墙与后殿前墙4.8米,穿堂两门3.1米,两殿门距离1.8米。真是近在咫尺!由此他想,清朝皇帝在此办公、休息,“上下班”可谓太方便了。
    其四,悟性来源于勤学苦思。阎崇年认为,治学要注意定向、执着等八个方面,特别提出了“贵悟”,意思是研究者不仅要勤奋刻苦地钻研,更要有悟性。阎崇年本人悟性就很高,因此,他才能写出那么多专著。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以为悟性的产生,首先在于勤学,掌握了大量史料,才有思索的素材,这是基础;其次是苦思苦索,“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是辩证关系,“思”会使学问深入,学、思结合,灵感就来了,新的观点就产生了;再次是聪明。学、思加上天分,能悟出道理,学术成就就高了。
    《阎崇年集》自然还有不足存在,但我们有理由期待阎崇年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学术建树。(冯尔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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