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的叙事学著作《从文本到叙事》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之事，也是值得学界庆贺之事。
    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分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前者又可以区分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和旨在探索作品的修辞目的与效果的修辞学派。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文化主义浪潮的影响，经典叙事学开始转向后经典叙事学，侧重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然而，无论是从事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学者，在分析作品时依然离不开时间、聚焦、叙述者、故事类型、情节结构、叙述层次等等这些被经典叙事学梳理出来的基本语法，依然要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与模式作为研究支撑。当然，随着时代与社会发展，小说的形式也日益翻新，文本更趋复杂，经典叙事学中固有叙事语法与叙事模式难以适应更为复杂的文学现象，需要补充、更新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传入我国，一时为学者所重。但是不久，便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湮没，学者们纷纷转向文化领域研究，当然也有坚守者，王彬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关于小说文本的研究，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之事。但是，他又认为，西方叙事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其科学性、严谨性与先进性，当然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中国的学者如果以叙事学者自居，则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叙述规范，而不应只冒用其名而无其实。同样，中西文化不同，对小说的理解与认知也不一样，因此做叙事研究不能忽略本土文化观念，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进行分析与研究。同样道理，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创作手法与西方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急需对中国当下文学作品进行梳理，故而中国的学者在做叙事学研究时，既要站在古今，也要站在中西小说研究的节点上而避免偏颇。
    王彬认为，中国的叙事学者应该立足本土，从历史与当下的文学现象出发，构建本土的叙事学流派，推进叙事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当然，叙事学根本要为创作服务，脱离文本空发议论的研究是不切实际的，只有不避烦琐、艰辛地从文本出发，才能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叙事语法与叙述模式，从而给创作的实践者以启迪意义，因此他的这部新著《从文本到叙事》便是这个道理。此书10章，大体可以分为四部分： 一、叙述者；二、动力元；三、时空；四、话语。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叙述者与话语部分中的两个问题做简单介绍。
    一、任何一部小说都有叙述者。叙述者可以显身，也可以隐身。鲁迅短篇小说《孔乙己》的叙述者是一个小伙计，小伙计以第一人称显身出现，而海明威《杀人者》中的叙述者则采取隐身姿态。王彬在本书第一章《解构的叙述者》中指出，叙述者是作家创作的第一个人物，其他人物都是通过叙述者衍生出来，因此叙述者可以说是小说的中心。没有这个中心便没有小说，一切有创新精神的作家总是试图通过对叙述者的解构，从而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王彬指出，叙述者解构可以有多种形式，甚至可以解构为作者。比如《红楼梦》的叙述者是一块顽石，但是在传抄中解构出众多辅助的叙述者，直至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出目录，分出章回，将《石头记》改为《金陵十二钗》。这样，辅助的叙述者之一被解构为作家曹雪芹。
    在此基础上，王彬提出第二叙述者的概念。《城堡》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讲述一个土地测量员的故事，开卷写道：“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的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奥地利】卡夫卡：《城堡》第1页，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
    《城堡》的叙述者附着于土地测量员身上，一切聚焦均从他出发，属于内聚焦。土地测量员第一次来到这里，而夜色深沉连一星儿亮光也没有，没有人告诉他城堡在何处，他怎么会知道城堡的位置？很显然，“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这样的叙述出自另外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可以看见测量员看不见的事物，没有这个叙述者，关于城堡的故事就难以进行。这意味着土地测量员的背后存在另外一个叙述者，也就是第二叙述者。这是一个全知叙述者，通过他的叙述使得《城堡》的故事得以继续进行。
    叙述者与第二叙述者是一种平行关系，前者是具象的，后者则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由于第二叙述者的存在，将会使小说内部产生不同声音，从而出现不可靠叙述，进而产生复调。当然，如同叙述者背后可以出现第二叙述者，同样，第二叙述者背后也可以涌现新的叙述者，从而促使小说文本生发出无限可能。
    二、王彬认为，小说包括两种类型话语：一是出于叙述者的叙述语；二是出于小说人物的转述语。
    关于转述语，王彬在本书第八章《小说中的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中认为有这样几种形式：（一）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说：“我明天一定来。”（二）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说，他明天一定来。（三）自由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明天一定来。（四）自由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我明天一定来。
    在自由直接话语中的转述语之前，无动词，也无冒号、引号等叙述标记，但在转述语中出现了第一人称。相对于自由间接话语，在本来应该是叙述语的地方出现了转述语，这样的表述便是典型的内心独白。这种内心独白如果是随机式的联想，便演化为意识流。自由直接话语为内心独白与意识流提供了表述形式。
    无论是自由间接话语，还是自由直接话语，均可以视为叙述语与转叙述语的合流，只是合流的主体不同，或者是叙述语合并转叙述语，叙述语是主体；或者是转叙述语合并叙述语，转叙述语为主体。
    除此以外，王彬认为还有一种转述语的形态，即第五种，亚自由直接话语：“他沉思了一会，他说，我明天一定来。”相对自由直接话语，增加了主语与谓语，只是叙述标记变了，将冒号与引号改为逗号，但是，虽然如此，在转述语中仍然出现了第一人称：“我明天一定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直接话语，尤其是亚自由直接话语在中国小说中大面积出现。这样的转述语形式，王彬指出在我国古代的小说中并不罕见，甚至在《论语》中也不乏其例。王彬认为，“背景说明”加“人物对话”是话剧脚本的基本模式。如果把表示背景与对话的叙述标记删略，加上适当的连接语，便很容易改造为传统的小说样式。同样，如果我们把传统小说，按照背景说明与人物对话的模式进行简单加工，也很容易改造为剧本。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形式的小说是一种“类脚本”，是对剧本的模仿。为了达到“类脚本”的效果，故而要通过完整的叙述标记，把叙述语与转述语区别开来。而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的大量出现，则颠覆了“类脚本”传统，泯灭了叙述语与转述语之间的界线，使作家的写作更加得心应手，避免了在两种话语之间跳来跳去，从而保证了叙事流畅的最大可能，促进了小说文本的解放。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相对域外小说反映在叙事语法上，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自上世纪80年代来，王彬先生开始做叙事学研究，至今已有30余年，先后出版了《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无边的风月》和《从文本到叙事》。其中《水浒的酒店》与《无边的风月》研究历史语境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红楼梦叙事》与《从文本到叙事》研究叙事语法，属于经典叙事学。《红楼梦叙事》初版于1998年，是第一部用叙事学研究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论著，《从文本到叙事》则立足本土放眼域外，探讨了小说领域中的叙事现象，分析并归纳出若干具有规律性的叙事规约，从而推动了叙事学的深入与发展，我上面阐述的只是本书的两个范例而已，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此书找来阅读，在叙事的园地任思绪徜徉，兴许会收获更多的花朵与愉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