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梁启超提出历史学 “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到金毓黼、魏应麒等前辈学者撰写出早期的中国史学史著述，再到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等对中国史学史在研究、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的全方位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仅从研究成果而言，通论、专论、断代、专题等各个方面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难以计数。其中，由南开大学杨翼骧编著、乔治忠和朱洪斌订补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四卷本），在内容、体例和形式上别具特色，在众多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中独树一帜。 早在20世纪40年代，杨翼骧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开始萌生了编写《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想法，并着手搜集材料。杨先生在40年代编有 《晋代史官表》、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和《南北朝史学编年》等，均属该书的前期成果。1987年、1994年和1999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南开大学出版社）第一册（先秦至五代）、第二册（两宋）和第三册（元明）先后出版，出版伊始便受到好评。白寿彝对该书非常关注，专门致函杨翼骧询问余下各册的出版计划。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曾经表示，他常常把这部书置于案头作参考。史学史专家仓修良、瞿林东都曾撰文高度评价该书，认为是“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嘉惠后学，其功大矣”。原书计划中编纂的清代部分，因杨先生身体欠佳，直至2003年去世，终未完成。后经乔治忠和朱洪斌续编清代卷，并对已出三册进行了修订、增补，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分先秦至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元明卷、清代卷共四卷完整出版，书名更为《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成书始末 这部多达170多万字的著述最明显的价值，是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石；而其最大的特点，则在于“资料”和“编年”。从上古时代武王伐纣之时，直到清帝逊位之际，在历史文献中那些有关中国史学上的人物、著作、事件、制度等史学内容的文字记载，该书均按年代先后顺序依次设目编订列出，编者对相关问题加以考证，疑者存疑。“资料”，就是文字尽出于文献材料；“编年”，就是按照时间先后编纂。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史学史学科是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史学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因此，以中国史学传统编纂体裁之一的 “编年”方式去编纂一部近 代 意 义 的 新 学科——中国史学史，这个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创意及课题意识便值得称道。 以“资料”编年 由于该书是尽用第一手资料勾勒出中国史学的博大画卷，所展现的近三千年的中国史学的面相更为真实，更有历史感。“资料编年”的“资料”二字，尤其彰显出该书性质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意义之所在。同时，因为是以“资料”充盈于全书，这就为初学者和研究者在学习和研究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们从资料中获得中国史学发展具体状况的原本面貌，从资料中获取史实出处，进而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地发掘材料背后的材料和史实背后的史实，有利于他们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 该书采用以时间先后为序的编年方式，这一传统的史书体裁有着其他任何体裁所无法替代的编纂学优势，既有利于清楚地展现中国史学纵向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反映和比较不同时代史学发展的不同特点，同时也方便读者以自己的研读兴趣按“年”索骥，在某个朝代、某个时段甚或某年中的史学编年中勾陈稽索、获得知识。 与众不同的“记注”之作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将我国史学著作分“撰述”和“记注”两类。就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而言，似满目皆“撰述”之作，“记注”之作少之又少；就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而言，“撰述”之作被视为“研究成果”，而“记注”之作的评价指数却低得可怜。实际上，“记注”者在学养、功力、见识以及时间、精力上的要求，并不比“撰述”者少，在某些方面的要求还要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成书出版，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该书创编者杨翼骧先生，断续用了40余年时间，完成了前三册的编纂。杨先生的学生乔治忠和乔治忠的学生朱洪斌又经过多年的努力，续成64万字的“清代卷”，并对前三册修订、补充。全书历时半个多世纪、历经同门三代学者之手，最终得以完成。这部著述虽为“记注”之作，但其学术价值及学术生命力当远高于某些所谓“撰述”之作，这种体裁的史学史著述，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同时，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断续伴随着杨先生治中国史学史之终始，而从扎实的资料出发并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史学史，则成为杨翼骧及南开大学史学史研究团队的主要特色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