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举的《贡米》（与孙翠翠合著）写的是吉林大米，吉林大米原为贡米。《贡米》是一部专业著作，也是一部文学性极强的美文。读过此作的人，不免会满口生香，那是贡米的芳香。人们会同样惊异于任林举的文笔，他笔下的文体显然有着不同于普通报告文学的风采。
    报告文学最初是新闻和文学的嫁接，它要运用文学手段，尽量使作品形象化，并注意刻画人物和细节，但一般也继承了新闻文体的一些特点，包括明了的结构、明快的节奏和清晰的逻辑线索，这又是由它的新闻性、报告性一方面所决定的。但报告文学并未定型，报告文学观念里新闻性和文学性之间有分配、有抗衡、有冲突、有博弈，两种东西到底哪一种分量重些好呢？没有一定之规。报告文学作家的探索仍在进行中，于是出现了任林举这样的作家，他既坚持了作品的纪实性、思想性，又将其文学性推向极致。
    总的看来，目前报告文学创作正向两极分化，一极表现为文学色彩的淡化，不仅不讲求人物、情节和细节的雕砌，甚至找不到带形象性的语言。造成这种状况，与作者缺乏文学修养有关，也与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模糊认识有关。另一极表现为强调报告文学的艺术性，采用丰富的艺术手段强化之，任林举是这种创作探索的代表之一。后一极远不能扩大成为报告文学的主体，但因其探索性强，艺术品质上可圈可点，可被视为报告文学创作的新突破，值得赞赏和研究。
    任林举的报告文学有种“多媒体”风，首先，他的散文化倾向明显。如《贡米》第一段写秋景：“仲秋一过，氤氳于天地之间的水汽如领了号令一样，倏然散去，放眼一片澄明。天蓝得如一汪海水，却波澜不兴，偶尔有几缕云飘过，如过往的白帆……”完全是散文笔法。但文中不只有散文笔法，也有小说笔法，如《大湖隐没》一节，写粮农梁好成，开头便是：“梁好成临出门时突然返回身，拎起放在客厅角落里的一袋土。少顷，又放回原处……”这里又完全是小说的感觉了。散文和小说的方式，有其特殊魅力，颇易代入画面与情感，给报告文学带来了更丰饶、生动的感受。当然，如果作品里通篇是散文和小说成分，也不对劲，《贡米》里更有大量的典型的报告文学叙事，使读者始终不忘置身现实语境。
    任林举的功力，在于既能把文字、声音、图形等元素结合为“多媒体”，也能在作品里把传统报告文学的、散文的和小说的等各种修辞手段巧妙地融为一体，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力。无疑，这需要多方面的创作才具，加之良好的艺术感觉。在各种文体间，任林举经常需要做出不露痕迹的流转，尤其在段落的转折和衔接时，需要做得游刃有余，如他在两部分之间这样过渡：“当我们把目光从波光粼粼的大江移开，投向远处湿润的泥土、泥土上的草木和庄稼，便触及了藏于大地肌理深处的秘密”——这种转折是很优雅的，他不肯使用生硬的文字。不要小看这两句话，它们的功用在转折，而用这种语言和意蕴来实现转折，透示出作者积攒多年的艺术功力。
    任林举的“多媒体”写作，还表现在整部作品意义内涵的立体结构上。《贡米》是写大米的，但由他来写，便不仅写大米，他通过稻米也写到稻农，进而由稻农写到农民整体。他笔下的农民，包括农科人员的形象，是高度浓缩的、形象各异的，从外表透视内心的，达到了令人赞叹的典型化程度。有一节中，他用大量篇幅写了农民的弯腰——一年中稻农的弯腰次数竟可高达60万次。他写一个农家妇女俯下身去的动作，这是一个最为普通的动作，但作者饱含深情地精细描绘了这个动作，借此写出了农民的生存方式、农民的希冀和热望，农民与稻谷的相依为命。一个报告文学，能把农民生命状态写到这个程度，有点惊人。
    《贡米》不仅写大米与稻农，也写土地、写河流、写生态、写历史、写人类，这样，他在作品中建构的世界，包括了现实世界，也包括了另一个世界，即关于此间世界的世界观的世界，渗透了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文化的思考。通过一个大米，写出这么多东西，只能说明作者自身的丰赡。任林举的创作实践表明：题材，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却又不是压倒一切的，压倒一切的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眼光和才华。有的作家只能用一两种眼光看待一种题材，任林举却能用多种眼光考察一种题材，这也许就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