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莽近照 高莽作品《雪景》 (布、线贴画)在5月的明媚阳光中，记者来到了北京农光里一幢高楼，这里住着著名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他致力于译介和研究苏俄文学艺术六十余年，曾获得俄罗斯“友谊”勋章。 记者刚进入屋子，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老虎洞”，除了书，满眼都是来自各国的形态各异的老虎工艺品。已88岁高龄的高莽精神矍铄，精力充沛，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笑起来会咧着嘴，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老小孩”——乐观、幽默、诙谐。 接受采访时，他时不时让陪同的女儿找出自己在五七干校时用路上捡的石头雕刻的妻子像、“文革”初期与母亲一起用鸡蛋壳废纸做的碗、上世纪50年代下放劳动时用冬天刨断的镐头雕成的鲁迅像等向记者“显摆”。谈得高兴了，兴之所至，会带着记者参观他的书房、工作室，指着他十七岁时的自画像油画、俄著名雕塑家阿尼库申送他的普希金像纪念品、有钱钟书题词“仓颉”的画、俄著名漫画家尼克塞给他画的漫画像、翻译的作品等一一向记者介绍，间或幸福地笑着“偷偷”向记者佯怨“女儿训我呢”……在笑声中，高莽引领记者进入他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他热爱的文学艺术世界。 ◆ 我热爱俄罗斯文学艺术 记者：您是著名翻译家、作家、画家，很少有人能在这三方面都达到一定高度，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并获得成功已很不容易，您是如何做到的？在这三个身份中，您最喜欢哪个？ 高莽：我用翻译、写作和绘画来诠释生活与文化，三者是相通的，绘画需要文化的底蕴作为基础，而有时，我觉得文字不能穷尽的，就用图画来说；有时觉得图画不能穷尽的，就用文字来说。 爱好、追求、恒心，我涉猎的面较广一些，这么多年累积起来，有了今天的成果。我把爱好当成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生活才有趣。 记者：您的一生与俄罗斯文化分不开。您为什么这么热爱俄罗斯文化？ 高莽：我之所以能够与俄罗斯文学艺术接触，因为我生长在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外民族中以俄罗斯人最多，我就读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同学中也以俄罗斯人为主，还有乌克兰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大家在一起都讲俄语，接受的是俄罗斯文化。这就从小就培养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热爱，这种热爱很难说清楚。 19世纪俄罗斯文学艺术作品主要反映被压迫、奴役的劳苦大众的生活，在当时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哈尔滨解放后，因为工作需要，我走上了翻译俄罗斯文学这条道路。我本身的兴趣和自己对文学艺术的向往把我的一生都与俄罗斯的文学艺术联系在一起。 ◆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记者：就翻译来说，您的工作经历大致为中苏友协和《世界文学》编辑部，您的口译和笔译水平得到公认。您是怎么爱上翻译的？ 高莽：一开始我很讨厌翻译，觉得伪满时期的翻译都是“狗腿子”，但自己又很喜欢俄罗斯文学，所以翻译了一些作品。后来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戈宝权先生。 当时我在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路过哈尔滨的戈宝权先生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译者、研究者见面座谈。我依约去了，戈宝权先生准时到了，他问我怎么其他被邀请的人还没有来。当时我才23岁，也不敢出声。后来，他取出笔记本念了几个人名，原来那几个名字都是我的笔名(笑)。 当了解我对翻译的看法后，他教育我说：“看你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给谁翻译”，从此我再不用“何焉”这个笔名，而开始用“乌兰汉”作笔名，前者暗喻自己不知为什么翻译，后者意喻“红色的中国人”，做一个有目的有理想的人。 翻译的年头越久，我越觉得，翻译不可随意，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翻译家要有独创精神，不仅需要精通两种文字，而且要了解两种文化的底蕴，翻译需要流血流汗，所费的精力绝不亚于原创，就又把笔名改成了“乌兰汗”。 记者：您最为人称道的翻译作品当属1947年翻译的《保尔·柯察金》。您能谈谈这部作品吗？ 高莽：1947年，我翻译了根据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我第一次阅读时非常震撼，我在生活中还没有见过这种人。保尔的革命顽强精神吸引了我，在敌伪统治时期，人们像奴隶似的受人欺凌，而保尔身体残了，眼睛瞎了，还坚持革命事业。 后来这部话剧被教师联合会文工团选中公演，饰冬妮娅的演员孙杰对苏联的情况不了解，来中苏友协求助。恰好由我接待了她。从《保尔·柯察金》一剧的相识、相知，后来她成为了我的妻子。 1956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到中国访问，多场报告由我担任口头翻译。赖莎得知我和孙杰的关系后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 记者：您还曾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苏文学家的作品，去年，您凭借译作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获得“我们的世纪”最佳中文翻译奖。目前为止，您最满意的翻译作品是哪本？ 高莽：不同时期，我对文学翻译有不同想法和爱好。早期，我喜欢翻译热爱祖国、歌颂劳动、献身为民的富有英雄色彩的作品，如剧本《保尔·柯察金》、小说《永不掉队》等。 “文化大革命”后，我开始独立思考，不再盲从。如我翻译过194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家杂志的决议，是专门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报告，那时我没有读过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按决议精神认为她是“腐蚀青年的坏诗人”。后来我读了很多她的原作，认识到她是真正的诗人，她翻译的屈原的《离骚》和李清照的诗等更让我惊赞，记录她去监狱看望儿子的长诗《安魂曲》让我非常感动。 那些写生活苦难、回忆录等作品，我很喜欢，现在我翻译的作品、绘画都与这有关，我还出了一本名为《高贵的苦难》的书。 记者：在翻译方面您有什么心得吗？ 高莽：在翻译的道路上我走过不少弯路。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说我语言不纯，要多看些鲁迅、巴金、老舍等作家的作品，当时我不理解。后来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演出非常受欢迎，但在北京演出时，我听到台下的观众总是在窃窃私语或低声发笑，一问才知，因为剧本里的东北方言太多了，比如“有钱”被译成“趁钱”，大家都在说“保尔不可能说东北话”。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我认识到，文学作品翻译不仅要会说会写，更要用中国的艺术语言来表达。 ◆ 题词的肖像画蕴含珍贵友情 记者：您的专业是外国文学研究，但您在绘画方面同样成绩斐然。您与绘画是如何结缘的？有人说，您其中的一位老师名叫克里敏捷耶夫，据说是俄国著名画家列宾的学生，是吗？ 高莽：是。我从小爱画画。俄罗斯美术作品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学校用俄语授课，我听不懂，母亲让我随当地的白俄画家一边学画一边学俄语。我跟三位俄罗斯画家学过油画，其中一位是克里敏捷耶夫，他是列宾学生，他教过我写生，告诉我要“走自己的路”，但我不能借老师的名望来标榜自己。 几十年了，当时的油画都没保存下来，只留了一幅17岁时画的自画像。(他把一幅在镜框中的油画指给我看。)可见当时我已达到这水平了(笑)。因为妻子忽然对调色油过敏，我放弃了油画，开始画国画。 记者：您的画笔勾勒了许多现当代文学大家的身影，去年6月还举办了《历史之翼——高莽人文肖像画展》，您为什么对人物肖像这么入迷？ 高莽：我也画风景画，但比较喜欢画人物。人物要画得好很难，攻克难关才有乐趣。除了形似之外还要传神。我画的中外文学艺术家较多，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动力，我总想通过他们的肖像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经受的苦难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记者：很多被画者都纷纷在您所画的肖像上题词，包括茅盾、巴金、丁玲、艾青、萧乾、冯至等，还有外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奥尔罕·帕慕克、叶夫图申科等，能讲讲至今印象深刻的关于题词的故事吗？ 高莽：我所追求画的人物一般都是我同情或仰慕的人，心灵和肉体都经历过痛苦的人，他们的很多题词也与自己的苦难生活有关，如萧军在我画的画像上题了一首长诗，反映他怎样过的半生。 我最早发表的是为茅盾先生画的画像。“文革”结束后我和邹狄帆去看望茅公。当时就给他画了几幅速写。回家我根据速写又画了一幅水墨像给他寄去。后来他在画像上题了一首诗：“风雷岁月催人老，峻坂盐车未易攀。多谢高郎妙化笔，一泓水墨破衰颜。”真让我喜出望外。 1981年，巴金路过北京到法国去开会，我到旅馆去看望老人。当时曹禺夫妇在场。我给巴老看了给他画的肖像，我说您看行不行，同意的话请在画上签个名字。他说：“我很久没有用毛笔写字了，怕把这画破坏了。”说完就没再出声。后来，他忽然问：“你带笔了吗？”他走到临窗的小桌前，展开画像写了一句：“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画中国文艺界同仁的同时，我也画了一些外国作家、艺术家。 我画契诃夫形象受到俄罗斯大雕塑家阿尼库申的启发。一次他来中国，看了我画的契诃夫肖像后说，“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为此，他还在画上用契诃夫的一句话题词——“好的思想不能白白浪费”。 重看这些题词，不仅可以看到被画者的心声，而且保留下了珍贵的友情。 ◆ 做人要无我，从艺要有己 记者：您家里怎么有那么多老虎工艺品？ 高莽：我们夫妻两人都属虎，我们住的这儿原来也叫“老虎洞”。你来时经过武圣路看到还阵列着的火车头了吧，那附近的电线杆上原来有个街牌，就写着“老虎洞”，他们拆的时候被我捡回来了(边笑边找出街牌给记者看)，我喜欢老虎，收集上百种老虎民间工艺品，够办展了(笑)。那“老虎洞”三个字还是杨绛老师写的。 记者：您已88岁高龄了，身体还好吗？目前每天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会读些什么书吗？ 高莽：还活着(笑)，除了妇女病我什么病都有(笑)，一天要吃三把药。一般晚上九、十点睡觉，休息好的话早上就早起些，翻些旧稿，画些东西，不过外面的活动不怎么参加了。 我五音不全，但对造型的东西都很喜欢，特别喜欢把旧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看，这是我用斯大林故乡的院子里的玫瑰花瓣贴成的小作品，纪念我女儿的一岁生日，已保存了60年了；这是我用碎布、线头拼贴成的雪景图，留下了我的故居——复兴门——的旧影。我还喜欢用鸡蛋壳粘贴人物像，前几天才把留了二三十年的鸡蛋壳忍痛扔了。 我也还看书，听广播，看报看电视，但看完就忘。 记者：您目前有什么正在创作的吗？ 高莽：主要是整理旧文集。最近正配合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的120本书，画从古代到五四时期中国作家的肖像。古代的作家像比较难画，因为没有可供借鉴的，必须得广泛阅读，根据各种文学描述和参考当时的服饰文化等才能创作。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一笔一划十分费劲。 我在绘画方面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能把家族第六代人画全了，我已经画了爷爷、母亲、妻子、女儿、外孙，就等着第六辈了(笑)。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一生中，受谁的影响最大？ 高莽：我一生离不开三个非凡的女性：我母亲、我妻子和我女儿。母亲活了102岁，她没受过什么教育话也很朴素，但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说过“你答应了人家事情，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好”，这话我记了一辈子，现在还在鞭策我。我五十岁时，她为我写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条幅，这幅字时时提醒我要虚心、要认真。 我的爱人给我以理解，在“文革”最困难时，遭受批判与凌辱时，她体贴地告诉我“我认为你是好人，不能死”，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因为妻子失明，女儿为照顾我们，毅然决定从巴西回来，不带一点犹豫，现在家中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管着。我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文稿都由她帮我录入，近些年我取得的一点成绩都离不开她。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取得的成就？您最欣慰和最遗憾的又是什么？ 高莽：经过几十年的风浪，从艺事业中挨过批也得过奖。虽然没有虚度一生，但也没有超常的壮举。历史告诉我：苦难是最好的导师。不要因挫折而怨天尤人，更不要因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目标是无止境的，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做人要无我，从艺要有己。人生有限而艺无涯。 最欣慰的是我的后代都很能干，我的外孙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笑)。我这一生好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人物小传： 高莽，1926年10月生于哈尔滨，著名学者、翻译家、画家，长期从事苏俄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与友好活动。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主要译著有《久违了，莫斯科！》、《画译中的纪念》、《俄罗斯美术随笔》《心灵的交颤》、《高贵的苦难》、《人生笔记》、《墓碑·天堂》等随笔集和长篇传记《帕斯捷尔纳克》等。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高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原标题：苦难是最好的导师——访著名翻译家、作家、画家高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