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景唐近照 丁景唐作品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影印本) 巴金作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辑作为学者，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等。作为出版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策划影印创造社和“左联”“文总”时代的文艺刊物共四五十种；新时期以来，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由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等。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后，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接着，担任其第三辑、第四辑的顾问，并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正是由于他的接棒，接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又编撰出版了第五辑，至此，这套史诗般巨著共100卷，以文学长廊形式，全面展示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优秀成果的一项出版工程全面完成。 丁景唐已离休多年。两年前，因年事过高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日前，笔者在他95寿辰之际，专程来到医院，访问这位学者、出版家。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犹恋风流纸墨香”，谈起走过的历程，十分留恋，回味无穷。 “文章烟海待研证” 作者：在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方面，你是公认的专家。你还被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左联会址纪念馆聘为顾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方面研究的？ 丁景唐：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敬鲁迅先生，爱读他的作品，从他的著作中认识社会，汲取前进的力量。1930年代，我进入中学读书。家里的几册《语丝》《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刊物已不能满足我对新文学的渴望。因我从小失去父母，依靠姑母、叔父生活，根本买不起书，于是就到图书馆借书看，后又到四马路、四川路等上海滩旧书店淘旧书，我翻得多，看得广，但买得绝少。今天回想起来，我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大半与当年跑图书馆和旧书摊的经历有关。 抗战开始，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的洪流，并参加了共产党。创办《蜜蜂》刊物后又负责编辑《联声》刊物，我写诗、散文，写得最多的是短评和杂文一类，于是对鲁迅的杂文更感亲切。抗战胜利后，我一方面编辑《文坛月报》，一方面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我曾在《前进妇女》上发表阅读鲁迅《祝福》的读后感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当时雪声剧团的编剧南微看到，于是找来鲁迅原著，念给剧团主持人袁雪芬听，袁雪芬很快被吸引住了。不久他们将《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搬上舞台。雪声剧团纪念刊上摘引了我的文章的有关论析。《祥林嫂》后成为新越剧的经典，我由此感到欣慰。 解放后，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又进入出版部门，应该说研究对象的资料来源较以前多了。不过担任领导，白天就没时间，但我钟情于现代文艺史的研究，当然用上了晚上，更用上了节假日。就这样，几十年来我为我的研究辛勤地耕耘着。 作者：对于你在研究左翼文化史的努力和贡献，茅盾先生在1980年11月曾赠诗于你，诗曰：“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丁景唐：这是茅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是“左联”这块丰碑给了我精神，给了我力量，用今天的话说，有了正能量。“左联”的成立是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到统一，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的“左联”旗帜下，它虽只有6年，却走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 茅盾先生曾说：“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这“左联五烈士”，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用他们沉绵的小说，或是用他们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有意义。我至今认为，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自强不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 接棒《中国新文学大系》 作者：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辛酸的年月，1979年，你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上岗，就为中国新文学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恢复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出版四十余种太阳社、创造社和“左联”、“文总”等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文学期刊；二就是开始影印汇集了我国五四新文学精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第一个十年的10卷本。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 丁景唐：出版家赵家璧是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编辑思想”的人，上世纪30年代， 他在良友图书公司，为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重要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按照茅盾当年的说法，它是《大系》的第一辑，展示着我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辉煌实绩。 当时的幕后策划是创造社老将郑伯奇，通过他又联络了鲁迅、茅盾、阿英、郑振铎等名作家，最后连在北京的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被调动起来，又邀约到蔡元培先生作总序。这是明星荟萃，巨人携手的一个文化工程。这十一员元老级人物里，有左翼与右翼之分，也有宗派对立，兄弟阋墙，却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一个文学青年麾下编辑同一部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观。 现在推想起来，赵家璧设计的是个金点子，这些文坛巨星都是五四的产儿，对于“新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复古的，读经的，尊孔的，甚嚣尘上，五四精神受到了挑战。这些五四的产儿们放弃旧隙一致来弘扬五四精神成果，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确立新文学的权威地位，才是大系的真正的生命所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编撰，是赵家璧前辈们为后生解读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路径和历史坐标，这太重要了。就此，我有了开始影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10卷本的想法。 作者：据说，上世纪40年代初，赵家璧先生在重庆曾想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选收“第二个十年”的作品，无奈日寇入侵，战火频繁，限于客观历史条件，未能如愿。 丁景唐：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的热潮中，本可着手这一工作，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和作品都难于作出正确的评判与评价，因此想编第二辑只能是空想。 所以，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同样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个时机才到来。于是，我有了更大胆的计划，决定接过当年良友的旗帜，着手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即第二个十年(1927年—1937年)的20卷本。当我向出版社同仁谈了这个设想后，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提出，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大系》撰写序言。 1982年，我趁赴京参加全国出版会议的机会，拜访了许多文坛前辈，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最先访问的是夏衍先生。夏衍在电影、戏剧和报告文学三领域均有建树，但他谦虚地只承允为电影集撰序，并推荐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接着我和赵家璧一起看望了叶圣陶前辈，叶老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以后，又专访了周扬等前辈作家。 不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计划获得了批准，我们即动员全社的力量投入到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来。 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 作者：据说，你在《大系》的编选作品工作中定下一条重要原则：“为保持作品的原始面目，坚持从最初的版本和报刊上发表的原作中选择作品。除明显的错字外，不做任何改动。”这出于何种考虑？ 丁景唐：其实这一编选原则最早是鲁迅先生在编《大系》第一辑的《小说二集》时采用的。50年后，我重提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家对自己的旧作常有修改增删，有的甚至因一时政治之需而不顾艺术规律，造成许多作品实已面目全非；文学研究者也大多备尝资料散佚、版本混乱之苦。而《大系》第二辑却能坚持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的编选原则，提供可靠的作品初版，并标明出版年月，这对于作品与作家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分别由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伶、夏衍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诸集撰写序文。其中，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诸集为第一个十年的《大系》所未曾独立成卷。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的续编工作启动于1983年。20卷共1200余万字，原计划三年完成，由于当时人力和资料上的困难等问题没能如期完成，待最后两卷《史料·索引》出齐，已是1989年10月，整个出版过程达五六年之久。 此后，我又担任了第三辑(1937年—1949年)和第四辑(1949年—1976年)的顾问，还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至于那个坚持收录初版本的编选原则，以后在其它各辑中继续得到贯彻发扬。 作者：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终于完成，至此，这套共100卷本的选集像一份厚礼齐齐整整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是蔚为壮观。你作为它的第二棒的接力者，以及第三棒、第四棒的“总领队和顾问”，当时很高兴吧？ 丁景唐：不用说，我肯定比你们高兴。这不仅因为我是这套书的竭力推崇者，更是这项工程的实施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三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共五十卷；第四辑和第五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也是五十卷。想当年，赵家璧先生倡议发起并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只有10卷，现在使这部皇皇巨作扩大到了100卷。看到接力的后来者出色而非凡的成绩，我当然欣喜万分。“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王蒙语)，不管怎样，我为中国新文学干了应该干的事，希望相关专家有用，也希望优秀文学得到后人的传承，此，我心足矣！ 相关链接 丁景唐 1920年4月生，浙江镇海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蜜蜂》文艺半月刊和编辑多份进步刊物，领导过学生刊物《莘莘月刊》《新生代》《时代学生》等。1944年光华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主持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曾任上海《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编辑。 1949年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宣传处、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撰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四辑，其中《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