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林雅华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标志，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袭击，给美国乃至二战后的整个世界格局带来了重大冲击。面对这样的时代景观，特里·伊格尔顿，这位当代深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批评者指出，“这个刚刚开始的喧嚣世纪，已经被无止境的鲜血所玷污，已经被数以万计不必要的牺牲所标记。对这些阴魂不散的现象，我们甚至早就司空见惯了。难道我们就不希望在人类历史的编年册中，能有更多一些甜蜜和光亮么？”这让人不得不再度反思西方启蒙主义的现代性遗产，以及全球化浪潮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种种龃龉。正是怀着如此深刻的忧虑，伊格尔顿写下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论邪恶》，意欲探究“邪恶”对当下时代景观的内在影响。 在书中，伊格尔顿从对当代世界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的现实入手，深入到对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邪恶”（Evil）概念的解读。他的思想来源颇为复杂，其中融合了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路向。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又大量援引了神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哲学伦理学的观点，就“邪恶”展开了条分缕析的解读。 在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观念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伊格尔顿摒弃了传统的学术论证方式，而更多地借用了颇具现实感的文学范本的分析——其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的经典小说，以及当代科幻、悬疑小说、莎士比亚的剧作等等。借助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学范本，伊格尔顿不断切入对“邪恶”多重面向的解读和定义，在此过程中，他心之念念所在，无不在于现实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等。 一直以来，人类总是把邪恶当作人类理解能力之外的某种特定的东西，没有道理可言，神秘莫测。伊格尔顿在书中想要反驳的恰恰是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我们必须破除对邪恶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解，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使用“邪恶”这个词，来结束一切的不可知、争论以及难以解决的困境。但是，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放弃人类自身道德责任的一种行为。如果邪恶真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确切地知道如何去惩罚作恶者呢？将人打上邪恶的标签，其实就意味着放弃人的理性分析与责任承担。 什么是邪恶？在伊格尔顿看来，邪恶就是一种无限意志，它将所有有限的事物视为绝对障碍，并且力图将其消灭。当人开始追求无限、人类历史开始追求无限的时候，就已然堕入了邪恶的深渊。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集体的国家，如果蔑视人的有限性与缺憾性，一味去追求无限的欲望与无限的意志，就会堕入邪恶的深渊。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实施种种死亡与灭绝的行为，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邪恶典型。 伊格尔顿批判愚昧的进步主义。他认为，我们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却是高度不平衡的。在我们获得所谓的技术进步的时代中，我们也同样面对着整个星球的灾难、核战争的威胁、艾滋病和其他致命病毒肆虐的灾难、新帝国主义的狂热、大规模的难民迁移、政治的狂热、维多利亚式的经济不平等的复归，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潜在灾难。为了获取进步，历史就像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启蒙潮汐，其中总还夹杂着一些愚昧的浪头。许许多多野蛮的未开化物，等待着被分类、清理和解决。愚昧的进步观并没有注意到，美国在过去的50年中，在各种各样的局部战争中所杀害的平民数量是惊人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更在不断威胁着民族国家的自治，使得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不断以恐怖暴力的方式，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些斗争、矛盾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文明冲突的主战场。 如果不去处理这些在历史、现实、利益背景下的具体问题、现实问题，而只是一味地给难以解决的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伊格尔顿对于邪恶问题的关注、探究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语境下，才呈现出其全新的时代意义。在伊格尔顿看来，我们承认邪恶的存在，绝不是要为当下的现实政治文化问题寻找替罪羊。相反的，是要明确邪恶的使用范围，规范邪恶的内涵定义，以此将现实政治冲突、文化冲突、文明冲突从邪恶中解放出来，再寻解决之道。（林雅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