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献平 河北沙河人，1970年代生，现居成都，文学期刊编辑。已出版著作有《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匈奴帝国》、《沙漠之书》等十多部。主编“散文中国书系”二十二卷，“原生态散文丛书”十卷。作品多次获散文奖项。  《生死故乡》 杨献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杨献平是一个不断在大地上行走的人，如果只是他的鸭舌帽、户外装和相机，那他跟一个猎奇观光的驴友没有区别。他还有一支记录的笔，这让他的行走具备了几多庄重意味。“每天，在尘土中来去，受伤之兽一样掩面行走，在蓝天阳光下，羊只一样温驯。这些年间，我彻底变了一个模样，再不是南太行乡村的那个没长胡子的小伙子了，外表的粗砺和内在的柔软，情感的脆弱和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乃至梦想的轻盈和现实的羁绊，自由与规矩的冲突，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是杨献平的夫子自道。 在长篇散文《生死故乡》出版后，杨献平去了西藏。 杨献平散文写作的版图，早有评论家进行了划分：以巴丹吉林沙漠为背景的边地题材写作，以南太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村散文写作和以古典神话、民间传说及西南地区的人文风景为主题的书写尝试。《生死故乡》就属于南太行的民间叙事。 在书的楔子中，杨献平开宗明义廓清了南太行的地理格局，即太行山在湖北南部、山西东部及河南北部的地域。而在散文的行文中，南太行更像是作者营构的一个文化领地，当地的历史风物、人文习俗、乡村序统，由每一个具体的人打开，以点带面。杨献平早年写诗，但转向散文后开始有意识地抵制诗意的泛滥，尤其在《生死故乡》的写作中，他再一次拒绝诗化乡土，唯有叙事，可以更加真诚地触摸大地的面目。男女偷腥，婚丧嫁娶，妯娌互斗，这些耳闻目睹的细节，其实是乡村最初的温度。 有理由相信，写作者手里往往握有比常人更为优裕的话语权，至少在言说自我这一层面上比别人多了一个筹码。常见的现象是，脱离乡村的人要么对自己的乡土身世讳莫如深，反之则重复确证自己的农民血缘，两者看起来都不够坦诚。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个常年游离于原乡之外的人，终于放下对故土的偏见，就像当年不驯的儿子跟父亲握手言和那般，杨献平在《生死故乡》中直面自己，直面乡土，没有藏掖，也没有伪饰，让我们得以目击和见证他新鲜的散文精神与写作态度。 杨献平：散文是距离生活现场最近的一种文体 晨报：你选择既非纪实、非虚构这种方式，是这单个文本叙述的需要还是写作方式的转向突破？会刻意把持散文和小说的边界吗？ 杨献平：好的散文应当是混沌的。散文不应当只是针尖上的舞蹈，而是大海中的船桨；也不该是沙漠中一棵沙枣树或绿洲，而是亿万沙粒与天空、远处的堆积与呼应。这一个理念或者主张，大致萌生于2010年。在反省自己多年的散文写作时候，我忽然觉得抒情及其配套的诗意语言、温暖事物和热烈情怀，看起来可以增强文本某种美感和诗意，但它们对散文本身的破坏力也很大。过分强调艺术提纯，往往把人事万物自身所具备的那些最震撼人心的东西一并去除了。散文和小说之间的边界本来就模糊。刻意的、强行的分类实际上就是桎梏和牢笼。在写这本书时，我没有考虑要把它写成什么，只是想怎么写才能让自己满意，也让我笔下的那些人物觉得更“舒适”，更“精确”地找到他们的“出演”方式。 晨报：这是一个长篇散文，围着人写，个体的命运又与他人盘根错节。让人想到《史记》笔法。你如何看？ 杨献平：这本书确实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在写文章这件事情上，我从没有狂热地喜欢过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条文学道路前辈大师都走过了，任何花样也都玩得比现在人高超。但《史记》是个例外。写作者要找到与自己最切合的那种书写（方式、题材、策略）。我想以地域为基本依托，个案式地呈现一方人群中不同人的奇诡命运和现实遭际，同时也把一方地域持之千年的文化和精神传统汁味十足地融进去、溢出来。我也想借此展现表面光灿夺目的大时代背景下，那些卑微个人的真实命运行状，以及他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 晨报：本书楔子中你提到“他者”视角，其优越性在哪里？ 杨献平：视角也决定内容。这本书中的地域及人，都是我熟悉的。熟悉的人事物往往会在书写中导致一些偏颇。再添加一个“他者”不仅可以增强“观察者”的新鲜感，还可以跳出某种惯常束缚，以“旁观者”进行观察，用“局外人”发言。这样，似乎比单一性的“我”叙述起来要“方便”和“丰饶”一些吧。 晨报：在这部书中，你用了一种更为粗砺的、俚俗的、简约的语言风格。要么你完全浸入乡村的语境，要么这些表达在你内心早已完成，现在只是重新落到纸上？ 杨献平：多种语言能力是基本功，小说、诗歌、散文和评论各有语言特质。若是以文绉绉地语言去叙述原本就那样生活，那样表达，根本不知道文章为何物，也从不读书甚至不识字的农民，效果滑稽不说，关键是和所书写对象不贴，两张皮，始终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力量与感染力。另外，我也想尝试一下，能不能使得朴素的语言更生动有力，更具有修辞艺术与粗粝之美。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向方言和民间话语方式致敬的意味。书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于我来说都是烂熟于心的。写这本书，我只是在纪实的基础上再多加了一些必要的矛盾冲突，使用了一些必要的“方法”而已。 晨报：如此集中又细碎地呈现故乡，植入了你怎样的体验？是否与人到中年有关？ 杨献平：男人是有根的。随着年龄，“根”忽然就在肉身和灵魂中突兀了起来。尤其是我父亲去世之后，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空茫情绪和归宿感。“故乡”是一个太过文气的说法。我觉得，故乡就是一个人奇迹般出现、被孕育尔后降生，进而参与人类活动的起始之地，也就是生身之人生活与埋身的那块小地方。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飘移在外的人来说，“母地”始终是心中放不下，灵魂中最频繁的“疼痛与抚摸”，“回到与远离。”随着年龄增长，这一种“动作”会越来越剧烈和顽强。 晨报：除了写作，你也是文学期刊编辑。请简要说说你眼中好散文的标准？ 杨献平：关于散文，所有的“标准”都是可疑的。我主要看重三点，一个是气象。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二是境界。凡世间事，尽可入文，关键是看成文之后的那种“效果”，是不是确实给人以遭遇“突袭”的感受与心理上的触动，精神的影响。三是自由。散文是最不讲理的文体，其自由体现在思想层面的新鲜、发现的独到敏锐、形式的灵活和创新性的叙述策略等。我眼中的好散文就像得道成仙的圣者，既能沉潜大地，又能掠地飞行。让人觉得是散文的，可能不是好散文。但散文始终与大地众生、人间烟火、内心幽微、精神境遇密不可分。散文是距离生活现场最近的一种文体。是“此时我在”的一种铭记和展现，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观察、发现，艺术画像与精神证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