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的大仲马。右图为其著名小说《基督山伯爵》的重要背景地——伊夫堡全貌。 伊夫堡的内部。右图为《基督山伯爵》中的“邓蒂斯囚室”。 到马赛,不免要哼唱已成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要品尝名闻遐迩的普罗旺斯鱼汤。可是,前往漂离在海港之外的伊夫岛一游,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选择。 一个海岛有什么值得游览的?乍听之下,有的人也许会迷茫不解。但是,只要一提法国作家大仲马,就会恍然大悟:那里的古城堡是他著名小说《基督山伯爵》的重要背景地。 马赛位于法国南部的地中海岸畔,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和第一大商港,最早由希腊人修建,后来被罗马人占领。直到1482年,马赛才归法国所有,成为日渐强大的法兰西帝国的商军两用港口。港外的利翁湾上,有像珍珠链一样的弗留尔群岛。群岛中最小的岛屿称为伊夫岛,离马赛大约三公里,面积只有零点零三平方公里。 1516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前来巡视,看到这个小岛地势险要,就下令在上面修建碉堡,以阻止外敌从海上进犯。这座后来以“伊夫堡”闻名的军事堡垒,建成于1531年,确实发挥了威慑作用,除意大利外没有任何外敌敢来侵犯。 1685年,国王路易十四独尊天主教,将大批新教徒囚禁在伊夫堡。从此,伊夫岛的作用发生变化,从防御外部敌人入侵的军事设施变成对付异教徒、叛逆者等内部敌人作乱的政治监狱。 名著的“原料” 对伊夫堡的历史沿革,出生在1802年的大仲马是了解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几次到马赛游览,有时还小住几日。因此,当他后来决定创作小说《基督山伯爵》时,当即就选定伊夫堡作为背景地。 那是1844年,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出版,轰动一时,大仲马成为法国最受民众喜爱的作家。出版商于是约他再创作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已经创作有几十部历史戏剧和历史小说的大仲马,正想在这方面一试身手,就爽快地应承下来。 在搜集写作素材时,大仲马从巴黎警察局觅得一本回忆录。其中一篇题名《复仇的金刚石》,记述发生在1807年的一个曲折离奇的爱恨情仇故事。 巴黎的年轻鞋匠弗朗索瓦·皮克准备结婚,遭到经营咖啡馆的朋友马蒂厄·卢比昂的妒忌。卢比昂想捉弄他一番,就约了三个同乡向巴黎警方谎报说,皮克可能是与法国为敌的英国间谍。皮克很快遭到逮捕和判刑,随后被关进监牢。 服刑期间,这位生性善良的鞋匠悉心照料一位年老的难友。这位难友是意大利神父,对他的关切甚为感激,临终前将秘藏在米兰的大批财宝相赠。 七年后,皮克刑满出狱,找到那批财宝,立时成为大富翁。经过乔装打扮,他回到巴黎,应聘到卢比昂的咖啡店做伙计,逐渐弄清自己被诬下狱的真相。于是他走上复仇的道路,先把卢比昂搞得家破人亡,再将他的两个同伙杀死。在追杀他的第三个同伙阿吕的时候,皮克反被他杀害。阿吕逃到英国,在向牧师忏悔时讲述了这个嫉妒、诬陷与复仇交织的故事。牧师将故事记录下来,转交巴黎警察局归档保存。 大仲马认为,这个故事是“一块难得的璞玉”,可以用来“雕琢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的“雕琢”从构思开始,着力使一个个人复仇故事变得具有重要社会意义。 这时的大仲马已具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原来,他父亲是祖父在加勒比海岛上同当地黑人家奴所生,年轻时在拿破仑麾下效劳,拥护共和,反对封建王权。具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大仲马,受父亲的影响,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痛恨波旁王朝复辟,曾背着双管枪热情参加推翻复辟王朝的战斗。这样的经历促使他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角度出发,将故事发生的时间由三十多年前拿破仑当政时期,改为十多年前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把个人的妒忌行为改为政治上的陷害,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复辟王朝。同时,为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他决定给故事涂上一道奇幻的色彩,将巴黎的监牢改为神秘的伊夫堡,将主人公由皮鞋匠改为历经风浪的海员。 写作框架确定之后,大仲马前往马赛,专门探访伊夫堡。他详细考察了这座政治监狱的情况,那里曾关押的名叫若泽·库斯托迪奥·法利亚的葡萄牙神父的命运令他尤感兴趣。这位神父思想开明,曾在巴黎投身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是,他毕竟是外国人,不受巴黎的革命者信任,就懊丧地辗转到马赛来教书。因为传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不久就被关进伊夫堡地牢。十八年后,他获释出狱,死于贫困潦倒之中。 大仲马将这位葡萄牙神父的故事,同皮克遇到的那位意大利神父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在后来题名为《基督山伯爵》的小说中,塑造了阿贝·法利亚长老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复仇的故事 《基督山伯爵》以货船“埃及王号”从亚历山大港返回马赛开始。途中,船长不幸病亡,年仅十九岁的大副爱德蒙·邓蒂斯勇敢地担当起船长的责任,使货船顺利返航。船主对这个年轻人极为赞赏,准备提升他为船长。这引起在船上作押运员的邓格拉司的嫉妒。邓蒂斯回来后,准备同美丽的姑娘美茜蒂丝结婚。这又引起暗恋着美茜蒂丝的堂兄弗南的嫉妒。 邓格拉司于是同弗南勾结在一起,以邓蒂斯在回航途中曾在拿破仑流亡的厄尔巴岛停留为由,写信诬告他“与拿破仑党人勾结”,有“谋反”之意。马赛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见信后立即将邓蒂斯逮捕。经搜查,在邓蒂斯身上发现一封与拿破仑党人有关的信函。尤令维尔福惊诧的是,信函的接收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正被指控为拿破仑余党头目的生身之父。他生怕自己受连累,立即将信件烧掉,不加审讯就将邓蒂斯关进伊夫堡大牢。 全部用石头修建的伊夫堡不但非常坚固,而且戒备森严。邓蒂斯一进来就感到逃脱无望。几个月后,他在囚室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好像从隔壁传来。原来,隔壁的难友在偷偷挖掘逃跑的地道,没料到竟挖到他的囚室。难友是一位蔼然长者,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长老阿贝·法利亚。共同的命运使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之交。通过这条秘密通道,他们暗中相互来往。长老不但帮助邓蒂斯厘清入狱的原委和可能的诬告人,还教他学到不少科学文化知识。 邓蒂斯尊重长老,尽力照顾其起居。两人本来密谋一起逃走,但长老癎厥病复发,难以行走。他于是把自己的一个重大秘密透露给邓蒂斯:他拥有一大批财宝,秘藏在地中海小岛基督山的洞穴中。他鼓励邓蒂斯尽力逃走,利用那些财宝去复仇雪恨。 不久,长老病故,狱卒将其尸体装进粗布袋,计划在深更半夜扔到大海中。邓蒂斯闻讯,急中生智,趁狱卒不在时,玩了一个掉包计。他将长老的尸体弄到自己的房间,自己则钻进尸袋,屏住呼吸,等待被扔掉。果然,夜半时分,狱卒把布袋拖到海边,抛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邓蒂斯打开裹尸袋,凭借作为水手的游泳本领安然逃生。 邓蒂斯按照长老生前的指点,找到埋藏在基督山中的巨额财宝,计有金条、银锭、宝石、珍珠和美玉,简直价值连城。由此,被关了十四年地牢的邓蒂斯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 经秘密调查,邓蒂斯发现,陷害他的人确实如法利亚长老所分析,就是邓格拉司、弗南和维尔福。他们均已飞黄腾达,在巴黎上流社会的“钱堆里打滚”。邓格拉司成为金融巨头,受封为伯爵;弗南从军后晋升为中将,也受封为伯爵,并娶了美茜蒂丝为妻;维尔福也是高官厚禄,担任巴黎首席检察官。 经过八年的周密策划,邓蒂斯化名基督山伯爵,打进巴黎上流社会,迫使三个罪人分别自杀、变疯、沦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冤仇既报,他即远走高飞,离开了巴黎。 大仲马在这部作品中,将藏宝之地设定为基督山,据说是出于他对基督山的一个许诺。基督山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当年属法国,现属意大利。有一个流播甚广的传说称,在创作这部作品的两年前,大仲马曾随同拿破仑的侄孙游览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寻觅拿破仑1814年被欧洲封建联盟军打败之后流放到那里的遗迹。在离厄尔巴岛不远的地方,他发现有一个叫“基督山”的荒凉小岛。他虽然没有登上去,但笼罩着小岛的荒蛮而神秘的气氛令他着迷,誓言将来一定以它为题写本小说。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大仲马喜欢“基督山”这个名字,看来一是它同拿破仑有点联系,二是它当时鲜为人知,又饱含浓重的宗教意味,容易引发读者的种种猜想。地名之后加上“伯爵”,把复仇心切的邓蒂斯造就成一个神秘人物,进一步增强了小说情节那种神秘莫测的氛围。 今日伊夫堡 《基督山伯爵》从1844年起在《辩论日报》连载,一年半后出版单行本。小说政治倾向鲜明,三个反面人物是政治、军事、金融三个方面的代表,他们从飞黄腾达到罪行得报,是对封建复辟王朝的深刻揭露与批判。小说情节紧张生动、充满浓厚传奇色彩,具有很强的的艺术感染力。从连载到出书,法国出现人人争读的热烈情景。这使大仲马再次名利双收,也使过去不为大众所知的伊夫堡名闻遐迩。 我曾两次参观伊夫堡。从马赛的老港出发,微风吹拂,海水生波,仅一刻钟,划艇就抵达伊夫堡所在的伊夫岛滩头。小岛由石灰岩构成,乱石满地,寸草不生,阒无人迹,显得荒凉而孤寂。小岛四周的岩石似刀削斧劈,陡峭险峻。巉岩峭壁的边缘修建有石头围墙,墙上修建有堞口,严防来自海上的侵犯。围墙之内,北边有一座巍然耸立的瞭望塔,南边则矗立着一座由三个碉楼和一片房舍组成的城堡式建筑。像西欧各地常见的城堡一样,这座建筑也是用方石垒砌,半腰上修建有炮眼,顶端则有雉堞。这座军事防御设施,最多时据说曾有三百名士兵把守。 三个碉楼之间那片房舍,大致呈方形,每边长约二十八米。跨过木制吊桥,通过一个低矮的小石门,就走进城堡的内部。整个建筑的中心是一个陡然壁立的小天井,周遭是两层的小楼房。楼房的每层都是一个个安装着铁栅栏的黑洞,黑洞里面是一个个石头垒建的小房间。房间原是驻军的营房,后改为关押犯人的囚室。囚室有五十多间,用阿拉伯数字编号。透过铁栅门可以看到,囚室大小不一,墙壁上均开有一个小洞作窗户。一缕光线从小洞照射进来,反衬得室内更加幽暗。据介绍,当年,囚犯根据不同的出身和贫富,在这里受到不同的待遇。出身低微和贫穷者,被关押在狭小而阴暗的囚室;出身高贵和富有者,则被关押在较为宽敞的囚室,不但有较大的窗户通风,还有壁炉取暖。 小楼的地下还有一些囚室,是专门关押重要囚犯的地方。走下有点破损的楼梯,一股阴暗潮湿的气息扑鼻而来。据说,《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邓蒂斯和法利亚长老当年就关押在这里。因此,许多读过这部小说的游客一到这里就寻找囚禁他们的房号二十七和三十四。可是,这两个房号却找不到,只见有两间囚室分别标着他们的姓名。小说中描写,他们的囚室相距十多米,可现在却是紧密相邻。小说中还说,他们的囚室里有床铺、桌椅、提桶和瓦壶,现在却空空如也,只有两人秘密来往的洞穴赫然展现在灰色石墙的下方。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令人不由想起大仲马曾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原来,他笔下的监牢,有写实,也有虚构。因此,《基督山伯爵》是小说,只能当小说读,不是回忆录,决不能当历史看。 历史上的伊夫堡,在十九世纪初的王朝复辟时期,是关押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重要场所。同情、支持、参加大革命的人士,包括王公贵族、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神职人员,先后有几千人关押在这里。有的囚室石墙上,至今依稀可见他们当年镌刻的字迹。最后关押在这里的,则是参加1871年巴黎公社的马赛地区革命志士,其中最有名的是作为公社领导人之一的加斯东·克雷米厄。这些,在1870年逝世的大仲马未曾料到。也许他更没有料到,他逝世不久,伊夫堡实现从军事设施、国家监狱之后的又一次角色转变,即被辟为历史景点,于1890年9月向公众开放。 大概是出于吸引游人的缘故吧,在伊夫堡历史的遗存之中,开始掺杂进一些人为编造的东西。因此,今日的伊夫堡,虽说是历史博物馆,并在1953年被法国政府列为国家级历史文物,但其所展示的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夹杂着一些后人制造或演绎的成分。久而久之,人们对这些东西不是鄙睨,而是乐于接受,并津津有味地品评。 法国一些文学史家总是口带贬抑的语气称《基督山伯爵》这部作品为“通俗小说”。但是,正是这部小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成就了大仲马作为法国文坛名家之一的声誉。这部小说多次被改编成戏剧、电影和电视剧上演,马赛的一些街区竞相以小说中的人物邓蒂斯、法利亚长老和基督山伯爵命名。因此,有人说,伊夫堡助力成就了大仲马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又使伊夫堡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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