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10月临近，各国文化界就会分外热闹，都对将要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翘首以待。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大奖，获奖名单上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名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法国是个文学大国，杰出作家灿若群星，历来与诺贝尔文学奖有着不解之缘。
    诺奖视野的扩展：从欧洲到世界
    世界文学历来具有以欧美文学为主的传统，获奖者自然也是欧美作家居多。在20世纪上半叶，除了印度的泰戈尔（1913），其余获奖者全部是欧美作家。尤其评委会就在北欧的瑞典，评委们或许是囿于地理环境，或许是出于爱国之情，迄今为止北欧几个小国竟有15人获奖，而瑞典作家就有8人之多。这还是由于瑞典诗人哈里·马丁逊在1974年获奖之后，由于饱受诟病而于1978年2月11日用剪刀切腹自杀，评委们从此在评选同胞时才三思而行，直到34年之后的2011年，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才再次获奖。
    从20世纪后期开始，欧美老一代作家先后去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其他地区文学逐渐崛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范围也随之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呈现出世界文学多元化的趋势。例如尼日利亚的索因卡（1986）、埃及的迈哈福兹（1988）、西班牙的何塞·塞拉（1989）、墨西哥的帕斯（1990）、南非的戈迪默（1991）、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1992）、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2006）和中国的莫言（2012）等。尽管如此，就获奖作家的总数来看，非洲只有4人，亚洲也仅有5人，其余均为欧美作家。
    评委们虽然力求公正，但是难免受到时代背景和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1902年，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竟以“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对文化的敌视”和“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理由被拒之门外，获奖的居然是德国的历史学家蒙森。1936年，弗洛伊德得到罗曼·罗兰的推荐，但是他的学说被斥责为“把语言贬低为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是对世界文学的腐蚀。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评委们的误判并非来自行贿受贿等黑幕交易，主要还是时代造成的偏见。
    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严格的评选规则：任何作家都不能毛遂自荐，否则就自动失去评选的资格。获奖作家必须由法兰西学士院这样权威的学院和协会，以及评委、教授、文化名人，特别是以往的获奖者进行推荐。在推荐出来的300—400位作家的基础上，由4位评委组成的委员会进行首选，在4月确定第一批20名的候选人名单。在5月再确定一份只有5人的名单。在10月投票之前，评委们要在夏天读完这些候选人的所有作品。
    为了绝对保密，评委会制定了铁面无私的严格纪律，包括不得向配偶透露任何消息。每次会议之后，桌上的所有文件全部收集起来送进粉碎机。会议期间到附近餐厅吃宵夜的时候，谈到候选人的名字时都使用代号。评委之间禁止用邮件相互联系，即使评选结果公布之后，也不得透露关于推荐和投票的情况。全体评委一共通晓约12种包括汉语在内的语言，但是没有印第安语和阿拉伯语等语种的专家，为此就要看一些译本。如果没有译本，评委会会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至少聘请两位专家来翻译作品。1996年，他们请了一位斯拉夫人来到瑞典文学院，逐字逐句地翻译了波兰女诗人维斯拉娃·希姆博尔斯卡（又译辛波斯卡）的诗歌，她正是在那一年获奖的。
    当然评奖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例如赛珍珠在1938年第一次被提名就获奖，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从此以后就规定：必须先出现在“5人名单”上的作家才有可能当选。又如195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获奖备受非议，评委们就决定不再颁奖给政府官员。
    法国获奖作家始终高居榜首
    迄今为止，法国共有16人获奖，在各国作家中高居榜首。当然具有获奖资格的作家远非这16位，而获奖者也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因此需要对获奖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伊始，就有两位法国诗人获奖：苏利-普吕多姆（1901）和米斯特拉尔（1904）。苏利-普吕多姆的《碎瓶》（1865）等诗作被誉为帕尔纳斯派的经典之作，他在参加普法战争以后还创作了《战时印象》（1872）等一系列哲理诗集，因此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当之无愧。不过他能够成为第一个获奖者，与评委们排斥左拉是分不开的。罗曼·罗兰除了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反对战争，因而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法朗士在1921年的获奖，既是由于作品丰富多彩，也因为他是国际上著名的进步作家。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他的生命哲学的巨大影响，他的代表作《创造进化论》（1907）的文笔也十分优美。
    马丁·杜加尔以反战杰作《蒂博一家》（8卷本，1922—1940）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纪德的获奖固然是由于他的作品和为同性恋者辩护的勇气，也是得益于他的年龄。他在1946年被提名后第二年就获奖，因为他当时已经78岁，而且身体不好，评委会担心他随时可能去世，所以就及时把奖颁发给他。
    44岁的加缪之所以能在1957年成为最年轻的获奖者，除了他的文学成就之外，也与吉尔贝格和埃克贝格元帅这两位评委的支持分不开。他们从1949年开始就力挺加缪，在8年里专门为他写了4个报告。1960年获奖诗人圣琼·佩斯的诗歌晦涩难懂，但他是法国老资格的外交官，而推荐他的朋友哈马舍尔德既是评委，又是他作品的瑞典文译者，而且当时正担任联合国的秘书长。
    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许多作家终生梦寐以求的荣誉，然而有位法国作家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份荣誉，他就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让-保尔·萨特。
    1964年10月15日，萨特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6日就立即致电瑞典文学院表示谢绝。但瑞典文学院仍然在22日宣布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萨特闻讯后立即起草了一份声明，委托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声明列举了他拒绝接受该奖的两方面理由。
    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拒绝不是一个仓促的行动，而是由于他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正如他在1945年曾拒绝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团勋位一样。他认为介入现实的作家必须保持独立自主，不应该受到任何荣誉和授予某种荣誉的机构的影响。从客观方面来说，萨特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他自己虽然属于资产阶级，却是同情社会主义的，愿意使这两种文化互相接近，为此就要保持客观的立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荣誉他都不能接受。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宣扬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而人的本质则是由人在一生中不断的自由选择决定的。也就是说，一切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作家的价值只在于保持自己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他拒绝诺贝尔奖才在世界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新世纪“双子星”的璀璨光芒
    自从新小说派作家克洛德·西蒙获奖之后，随着颁奖范围的扩大，有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地区的作家获奖，以至于法国本土作家连续20年无人获奖。
    然而法国毕竟是文学大国，经过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交融，新世纪的文学一定不会令人失望。事实果然如此，法国文坛不仅新人辈出，而且老一代作家宝刀不老，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先后获得了2008年和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两位法国本土作家的获奖绝非偶然。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就与佩雷克并称为法国文坛的三大新星。在新小说派于60年代末衰落之后，他们汲取了颠倒时空等现代派小说的手法，在反映现实、革新文体和创作手段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
    莫迪亚诺开辟了一条与注重繁琐描写的新小说相反的、兼顾文体和可读性的道路。他的《星形广场》等一系列小说，利用回忆来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面貌以及犹太人在占领时期的困境，从而形成了虚实相间的独特风格。勒克莱齐奥作品的特色则是表现了当代人对于文明社会的厌恶和对原始生活的向往。例如他的《乌拉尼亚》讲述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在墨西哥勘探地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理想王国“坎波斯”。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之下，这个理想国被迫迁移，归于失败。
    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的获奖，不仅是对他们文学成就的肯定，而且充分表明了新世纪的法国文学，是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融的20世纪文学一脉相承的，是对法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与诺奖失之交臂的文学大师
    法国也有不少大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原因多种多样、各不相同。
    左拉在文学上的成就举世公认，而且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又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但是评委们却对自然主义文学抱有成见：“往往粗俗得厚颜无耻的描写，以及缺乏灵性的自然主义，令人难以把应该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的文学奖推荐给他。”左拉于2002年过早去世，使得这个错误判断永远无法弥补。
    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以《海滨墓园》（1926）蜚声文坛，为此获得过10次提名，1945年评委会决定给他颁奖，可惜他在7月就去世了。
    评奖道路最为曲折的是法国的马尔罗。他是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战斗英雄和大作家。1947年他被首次提名时只有46岁，由于太年轻而被认为可以再等几年，于是让给了老迈的纪德。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最后一次是在1967年，马尔罗发表了《反回忆录》，但是因为丘吉尔的获奖引起非议，评委们发誓不再颁奖给政府官员，马尔罗当时担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因此受到排斥。等到他在1969年离开政府的时候，贝克特和索尔仁尼琴等新一代作家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马尔罗也就永远失去了获奖的希望。
    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派的领袖和理论家，据说评委会有意给他授奖，为此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罗伯-格里耶电影回顾展。不料他的电影因充满了暴力和色情的镜头而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新小说派的另一个成员克洛德·西蒙。上述文学大师与诺奖失之交臂，在文学史上都是令人叹息的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