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格伦和哈通借灵魂共振成这本通信集，或将走向更远的未来。我们的时代尚未发明出合适的名词定义她们的关系，这关系和所有其他关系一样折射的是人的脆弱和坚强、绝望和希望以及人生的无奈和美好。未来的人类图景中或被添上今人无法想象的生的模式、人际关系模式、爱恋关系模式。到那时，这本书信集所展示的情感悲苦会让人不可思议，旧悲剧不成立了，有新悲剧来替。
    因不幸的爱而死是可能的，以前我以为是夸大其词。
    《我也活过！》是瑞典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瑞德·林格伦和其德国女友路易丝·哈通的通信集，从初相识的1953年秋到哈通病逝共计600封，由林格伦新传记作者和一位德语教师编选，披露出一段燃烧的激情。
    林格伦生于瑞典斯莫兰省维末比镇外。19岁移居首都斯德哥尔摩，不久从事文秘工作。1944年登上文坛，著有《长袜子皮皮》《狮心兄弟》等名作。哈通生于德国明斯特，襁褓中失去母亲。接受声乐教育的她于1920年代移居柏林，二战期间被迫到前线慰问，隐藏过犹太人。苏军占领柏林时遭强奸。战后，她在柏林的“儿童和青少年局”工作。
    这两个中年知识女性相遇的契机是童书。哈通相信文艺能帮助希特勒时代的少年儿童疗治心灵创伤，她重视林格伦的作品，认为强大却不滥用威力的长袜子皮皮是和平的代表。哈通的理解和运用让林格伦惊喜，1953年10月，她接受哈通邀请，在柏林和出版商及图书馆人员谈创作，看废墟中的东柏林，请哈通彻夜讲自己的故事。深受震动的林格伦回家后修书致谢，不擅长德语让她在表达上力不从心，林格伦接下来写过几封英文信，得知哈通能读瑞典文小说，遂改用瑞典文；哈通的信全部用德文。通信始于林格伦，但哈通是写得更多、更长的那个，称呼从正规而疏远的“亲爱的林格伦夫人”，快速转为“我最爱的阿斯特瑞德”，她火一样的感情是二人关系中戏剧性的动力。
    “我永不会停止爱你”
    1954年2月，哈通回信给“亲爱的林格伦夫人”：“在机场初见时我已意识到，这会是一个比瑞典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和青少年局的访问更重大的事件。”推心置腹不是件简单的事，柏林夜谈显然给双方都带来了震动，内涵和影响不尽相同。后来，哈通多次提到那一夜，像一名婚后生活寡淡的女子一再咀嚼坠入爱河的细节。哈通的第一封信意味深长，提到盒子的打开、冒险的旅程，一千零一夜的陪伴, 像给自己的爱算了命。林格伦此后一再表达“再讲讲你的故事”，却很难厘清其中掺杂了多少对写作素材的好奇。
    这一年8月初，在去瑞典北方拉普兰途中，哈通来到林格伦位于斯德哥尔摩多岛海福鲁松德的别墅。三天中，她俩种下哈通从柏林带来的花、聊天、采蘑菇、洗海水浴。林格伦只能挤出三天时间。其后，旅途中的哈通急急写信：“怎会有人像你这般美好……我对你有无法描述的爱……9月1日你会在哪里？我能在哪儿见到你吗？”林格伦回信的开头干脆如刀：“这不行！”接着，她详解早定下的日程并提醒：“我根本没你以为的那么好，你没法完全走进一个人，不管是我还是任何人，那样的话，你将毫不设防，任由他人的怜悯摆布。”她又中庸地说，“我是那么喜欢你，我们会在所有的日子里做好友……我理解你需要力量的源泉和愈合伤口的叶片……不过，常想着我，常给我写信……”
    秋天里，哈通继续诉说衷肠：“我永不会停止爱你，问你……”林格伦表示工作、父母和子女都让自己团团转。12月，哈通坐不住了：“你一点声音也没有。这可不行……向往和热爱，受苦和期望全都有个界限，最易伤害的是爱的能力。”次年她率直地责备：“请不要练太多平衡术！最终很有可能，我对你是一份安慰，因为此外，你不能在你那传统的容易受惊的界限内感觉到别的。”
    后来，林格伦再次建议两人该做朋友，哈通十分诧异，在她看来，友谊一不小心就会失去，甚至关于友谊的记忆也会消退。她感觉林格伦想给“所谓的友谊和爱情关系设固定边框”，她本已不想和人有任何关系，“……你碰巧完整填补了我的感情生活，虽有所有的那些不同，一种深厚的灵魂的共同体是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当你要我一晚上讲述自己时，你是那么无拘无束！”林格伦再不会无拘无束了，她算得上坦率但更泾渭分明。
    “我的农人的血液非常保守”
    哈通幻想有一天林格伦能打破壁垒，接受爱；同时，哈通向往的爱不单是精神的，还包括身体。1955年1月，林格伦写道：“我一点不明白，我到底有些什么能激发如此巨大的感情。定是因为你有特别的爱的才能……你说得对，我确实在友谊和爱情间划了条明确界限……我的农人的血液非常保守，只对异性感兴趣。”
    在哈通的印象里，异国情境下的林格伦表现得相当放松，柏林长谈的那夜，假如自己采取了大胆行动，也许林格伦已接受了这份爱。林格伦深感哈通自以为是。第二年1月，哈通不得不面对现实：“你困惑为何这么多人爱你，我困惑你为何不能爱我这样一个出色的人！我们惟一相同的是困惑。”无处可逃的林格伦在2月回了封因不知如何回复才好而一拖再拖的信：“所有类型的爱都有权存在。但假如一个人——像我这样绝对的异性恋者，没一丁点儿双性恋成分，就没法被同性的爱掌握，假如爱意味着‘进入我的怀抱’。”
    深秋，哈通绝望地表示：“见不到你，我或许勉强能活，全然收不到你的信……我实在做不到。假如我在这世上有什么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和你内在的连接。”次年年初，一场车祸让哈通深受刺激：“……突然，我意识到生命中的这四年不再能被理解……我存在与否，你的日常不会有一刻被打扰，在马格德堡死去或在柏林活着，区别不过几封信而已。我想到，一分钟内一切都会结束，我将永远不能，永远不能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同时想到，那正是你丝毫不感兴趣的……”哈通悲哀生命会在不被人懂得的情况下就终结，因而渴望爱的呼应；遗憾林格伦明知生命的这份悲哀却不能推导出和她相同的结论。林格伦叹息没有天使之舌，没法说出什么把填满哈通的苦涩拿走一点，“这些年里你给我的爱，我都十分感谢，它们带着温暖的光芒照在路上，仿佛黑暗中的灯。可你觉得……两手空空……不过我理解你。”她更表示，她的天性其实挺爱肢体接触，因忌讳同性爱才特意回避。哈通辩解自己不开心是因为“备受你的内向和缺乏信任的折磨”。哈通将肢体接触与内向和不信挂钩未免主观，林格伦在对同性爱的严防中不能放松也是实情。
    哈通感叹：“人是奇怪的生物，有几个不同的‘我’，一个梦想、一个思考、一个感受、还有一个处理。这些个“我”不总一致。有时，‘处理的我’并不就‘感受的我’去询问‘思考的我’，有时，不问思考和感受，直接做些完全相反的事……”哈通有强大的理智，只是在对林格伦的爱情上，她愿把自己交给做梦的自我。哈通在爱的关系上被动，在行动上是直接进攻、肆意倾吐的那个；林格伦掌握关系性质的决定权，却是被挤到墙角遭诘问的人，她无需哈通在眼前，但需要她的信以及信里的思慕和交流，如此矛盾或也是因为不同的“我”的存在，哪一个“我”才真实呢？真实的“我”该是全部的总和。
    
    1953年10月，哈通看着林格伦拥抱一个德国“长袜子皮皮”
    虽然划了界限，林格伦不时写下让人费解的信，比如：“你知道吗，我有片蘑菇林地……几年前它有了‘路易丝’这个名字，一到那儿，我立刻对自己说：假如有蘑菇则意味着路易丝这会儿正想着我……现在，我要去那里，去看看你今天是否想着。” 林格伦有关命名和想念的陈述或为对友谊的重视，可把这样的信递给对她单相思的人，客观上就不是灭火而是浇油了。
    两个几乎同龄的中年知识女子互有好感，一个多狂热的好奇，一个多狂热的情欲。哈通一直等待奇迹，最终明白“因不幸的爱而死是可能的”， 林格伦报以歉疚：“你要面包，我却给了你石头”。不能更进一步也不愿切断联系，其后，两人从狂热中走向平稳，沉淀出分享内心苦乐的紧密关系。
    抑郁与独处，“给我写信，让我快乐！”
    “真正开心是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这大概就是为何我那么喜欢写童书，在那里可重温那些美好状态。”1954年4月的最后一天，林格伦对哈通坦言她的抑郁。抑郁其实由来已久。
    1907年出生的林格伦正赶上瑞典妇女运动。成长于一个温暖大家庭的她有些特立独行，剪了短发，不惧在闭塞的小镇让行人侧目。她笔下的长袜子皮皮等角色叛逆而勇敢，与她年轻时的思想相吻合；年轻的林格伦爱索德格朗的诗句：“我不是女人。我是中性。我是个孩子，是个仆人以及一个大胆的决定。”
    但林格伦终究是个容易受伤的女性。1924年，16岁的她开始在维末比报做志愿记者。不久，49岁的已婚总编“对她的灵魂和肉体充满兴趣”。最终，她躲到丹麦哥本哈根生下儿子，几天后把孩子寄养于当地，只身前往斯德哥尔摩谋生，那时她才19岁。那是一段想自杀的日子，给她的生命染上沉郁的底色。多年后，林格伦自白并不爱儿子的生父，并这样评论生命中这一重大事件：“没这事我大概也能成为作家，但不会这么出色。”她的第一本传记的作者、友人玛格瑞塔· 斯特罗姆斯泰特认为，未婚生子、和儿子分离、在孤独中和贫穷抗争，这都是难以忍受的，从那里才孕育出了文学。
    孤独的孩子的确是林格伦不少作品的主角；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渴望重做孩童，从创伤中复原。后来，她坦言带来创作灵感的不是自家或人家的孩子，只是自己心中从未远去的小孩；她强调成人得像孩童一般会嬉戏。林格伦在1931年和离婚不久的上司斯托罗· 林格伦成婚，终于把儿子接到身边。婚姻生活后来遇到丈夫的酗酒和外遇等挑战，这自然也会加重林格伦的抑郁。严苛的气候和新教传统使瑞典人背上了不善吐露情感的声名，像要回避人生的伤口和真相，他们最怕触碰和说破，只以隐忍和理性示人，而理性走得太远就像是冷漠。林格伦并未因为理性压下多年前的怒火，1962年，她致信哈通：“这是7月7日，18年前的这个晚上，我也是在福鲁松德被斯托罗告知，他正和另一个人坠入情网……卡琳那时才10岁……该死的！”谈及未离婚而匆匆病逝的丈夫，林格伦说：“我是那么地那么地喜欢他！但不是爱。”在林格伦漫长的一生中，谁是她深爱过的人呢？或许被她藏在内心，或许按她女儿的解释，她很难爱上一个人。
    抑郁是一个总会到访的忠实旧友。对瑞典作家来说，抑郁不是什么稀奇事，甚至被称为诗人病。林格伦觉得，抑郁和生活中许多的“不得不”有关，完全的快乐只在写作时——不是某个写作阶段，而是真正在写的那个时刻。她向哈通呼救，“给我写信，让我快乐！”命令和请求混杂的语句拼出的不像对等的友爱关系，虽是困顿中的迫不得已，多少有些自我中心。
    林格伦一面受抑郁折磨，一面亟须独处：“哦，假如有条件去做森林里一只孤独的野兽！”无独有偶，哈通于1958年10月在西班牙波连斯萨度假：“除了路过的鸟儿的嘶叫就听不到别的，在这整个的孤独中有一种快乐。”这两匹孤独的狼，在“总体上的抑郁”的暗夜中用几声长啸遥相呼应；同时生活教育了她们，得靠自己活着。对此她们有过讨论。1961年7月，林格伦致信“亲爱的远处的朋友”：“可以独处是巨大的幸福，好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有看法，自己处理，自己决定，自己解决，自己睡觉，自己思索，哦，哦，哦，哦！”这是真情实录，真情抒发到极端也会暴露一丝当事人不自知的假意。她真那么喜欢独自做一切吗？果真如此是否还需排比式的宣告？这里有对自我状态特殊性的意识，而不觉异常才像真自在。
    哈通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希特勒统治下的12年教会了她一点，“一个人得照顾自己，我的很多犹太朋友就因没人愿接纳他们而死了。这大概是我在所有战争和纳粹岁月最糟糕的体验”。1961年9月，林格伦表示：“最终，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生物，没法依赖别人……日子过得那么快且那么难。当你正经受那些困苦时没意识到，可当你回顾并记起，你会觉得‘天哪，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作为单身妈妈和拉塞一起回到特别闭塞的小小的维末比是需要力量的……维持和斯托罗的婚姻也需极大的力量……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被试炼， 可自己对自己了解甚少。”
    世人只知公共场合里，清瘦面颊上带着坚定表情的作家林格伦仍有短发酷女郎的影子，微微含笑，爱做鬼脸。这是真实的一面，抑郁是真实的另一面。她的抑郁不算秘密，《狮心兄弟》等作品里都有深重的哀愁，而这本书信集却第一次暴露：她竟那么抑郁！
    越发频繁地，林格伦写道：“别忘了我坐在这里，常常想着你”，“我遥远的朋友……为何不写信？”她对哈通有了增长的依赖。
    关于文化和人生的讨论
    林格伦和哈通也陈述日常生活和梦想，在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多有切磋，她们谈歌德、谈荣格，谈古典音乐、谈正上演的新戏剧。居于欧洲文化中心柏林的哈通是林格伦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我也活过！》瑞典文封面
    1954年11月中旬，哈通谈起阅读《米哦，我的米哦》的感动：“你不知自己奉献出了多少快乐。你的语言是那么直接、完美，简单又纯粹。哦，阿斯特瑞德，为星星吹奏笛子的儿童！他们就像你……世上只有一处惟一真正温暖的地方，它就在你的心里。”除了夸赞， 哈通更会激励和批评，她跟踪林格伦作品的德文翻译，帮助保存原作的艺术性。
    林格伦时常请哈通详述又看了哪些书，并坦白除重读少数经典，自己不怎么看小说了，更爱哲学、历史、诗歌、传记和回忆录。“没有什么比诗歌和哲学更能给人带来深深的满足。读过瑞典诗吗……我认为，那里有瑞典人最好的气质。”
    林格伦会告诉哈通认出一张40年不见、曾非常喜欢的卡片的体验。她认出了里面的红玫瑰和白鸽，顿悟自己对玫瑰和白鸟的好感都来自于此：“没有什么能和童年的记忆对抗，要是人们明白，一切和孩童相关的书、电影、音乐，所有的一切是多么重要。它们可能会塑造你的人生。”
    哈通的信敢于抒情更敢于解剖思想，有时还穿插一则原创童话隐喻她和她的爱。就连林格伦也认为：“路易丝，有谁能和你一样写出这么有趣的信呢。它们是纯净的散文，关于孩子、书籍、风景、花卉，从天上到地上的一切。你是个真正的写信人……不像我。”哈通的文字是有血有肉的真情实录；相比之下，林格伦的信略显拘谨而枯涩。
    在11年的交往中，除了通信，林格伦和哈通有几次互访，还一起旅行过。
    1964年9月，林格伦和哈通及哈通的一位德国女友在西班牙伊比萨岛共处10天，享受阳光和交谈，哈通的病痛已十分难熬。同年12月，林格伦去柏林的医院探望哈通，最后一次得到哈通的圣诞礼物。离开医院，林格伦前往汉堡和自己的德文出版社洽谈，当晚便回到瑞典家中。她在日记里写道：“路易丝完全变了，一切糟透了。”林格伦的表现与通常人们想象中“将失我爱”时的“天旋地转”不同。或许悲哀太盛以至无以流露；或许一个看淡生死的人便如此理性，却让人想起哈通的话：“我死了或活着，你的日常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第二年2月，哈通的死讯传来，林格伦在日记里记录：“路易丝今天死了……为路易丝悲悼。”省略号中是啥也没有还是有些什么未被披露，内心的波澜是有或无、小或大都无法透视。林格伦没参加葬礼，原因不明。哈通留下一个纸盒，上边写着：“我死后别开封，寄给：瑞典斯德哥尔摩，达拉街46号阿斯特瑞德·林格伦夫人。”
    哈通最后一次给林格伦准备的圣诞礼物是贝多芬作曲的《温柔的爱》的唱片。在1958年的一封信里，哈通提及自己唱过这首歌，更故作轻松地称歌词为陈词滥调。歌中有这么几句：“我爱你，正如你爱我，从夜晚到早晨，未有一日，我们不曾分担彼此的悲忧。”
    超越定义的关系
    到底什么是友谊，什么又是爱的关系？即便已有很多熟人，人们未必不向往与某个人的真正契合。瑞典当代作家恩奎斯特说，男性在知天命后交到真正意义上的新朋友基本就是奇迹了。他没说女性是否容易创造奇迹。无论男女，真正的友谊或爱情都不是选择的，无法预设和更改，需要两个丰富、深刻并勇敢到可以自由、坦率的灵魂。“异性间是否有纯友谊”常为人热议，这本书信集或能挑起另一疑惑：同性间是否有纯友谊，一方是双性或同性恋者会如何发展？发展出的是友谊还是爱？也只能疑惑而已，没有一清二白的真相。
    林格伦拒绝同性爱但不能割舍通信，反之借书信找到和哈通的某种一体感。哈通暴风雨般突如其来的爱被囚禁成纸上单恋，持续了11年直到离世。两人之间到底生长出了怎样的关系呢。林格伦长达30年的友人斯特罗姆斯泰特觉得：“林格伦就是典型的双性恋人格，只是我不认为她走到了那么远……”无论真相如何，通信集透露了两个灵魂在接近频道上的共振，这很难得，这关系或在通常的人际关系概念外，不是“爱人”，不是“姊妹”或“知音”，又和上述种种交错。两个智慧幽默，有悲情底色，生动坚强而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中年女性，在战后分享了她们内在的生命。
    本来，通信是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门类。在斯堪的纳维亚，女性通信于19世纪初特别流行起来，成为上层社会女子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后通信者的阶层慢慢扩大。时至今日，在林格伦的家乡斯莫兰乡间，仍有老年独居女性给几步之遥的女友写信，极少见面，杜绝电话。她们在面对《圣经》和电视机外开辟出一个更生动的情感宣泄渠道及存在慰藉的精神空间，仿佛前网络时代的虚拟交流。各时代交流途径在变，本质都是灵魂需被听到、理解和关怀。笔友成为诤友的不少，只是哈通对林格伦那样赤裸裸的爱的表白并不多见。
    比如19世纪中后期的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就和好友塞克拉写过几乎是调情的少女之爱的信，成年后也频繁通信，塞克拉是莱芙勒写作事业中最不可缺少的私人评论家和盟友；后来，俄罗斯女科学家索菲娅· 柯瓦列夫斯卡娅也成为莱芙勒的密友，还一起创作戏剧，让塞克拉颇多不甘。柯瓦列夫斯卡娅则十分嫉妒夏洛特的男密友豪赫。莱芙勒和这三人都缔结了一种精神上共生共长的关系。
    共生共长正是哈通向往的，她不解林格伦的不接受、不呈现、不断交。她认为“爱总是温暖的，假如只作为礼物来接受，就好像是脚边的猫的温度”，她呼唤“双向的爱”，不是短暂的，而是“根植于深刻的、精神的连接”，不单是智识层面的，还有更多的分担和亲近。
    尽管幸运地遇到三个知己，莱芙勒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受掌控地走向终结。塞克拉断绝了往来，柯瓦列夫斯卡娅骤然病逝，豪赫因对妻儿的责任而疏离。不过，莱芙勒和她的知己曾经拥有；林格伦和哈通也借灵魂的共振成今天的这本通信集，或将走向更远的未来。我们的时代尚未发明出合适的名词定义她们的关系，这关系和所有其他关系一样折射的是人的脆弱和坚强、绝望和希望以及人生的无奈和美好。未来的人类图景中或被添上今人无法想象的生的模式、人际关系模式、爱恋关系模式。到那时，这本书信集所展示的情感悲苦会让人不可思议，旧悲剧不成立了，有新悲剧来替。
    林格伦的女儿不确定出版通信集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哈通是说过，信须烧毁，可明知林格伦的信件会捐出，特意把信寄到斯德哥尔摩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两个通信人生前都爱读别人的书信，哈通说过，“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比阅读信件更让我开心的，我真想像他们所写的，从他们日常的担忧重建他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从柏林辗转到瑞典的信一度存于林格伦家的阁楼，如今的出版似对隐私的侵犯又似对生命的礼赞。书信集的可贵不在于披露出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私人画面和桃色秘闻，而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多见的生的形态和情感关系形态——她俩曾这样活过。1954年5月，林格伦激赏春光美，感叹美好得让人万分伤痛的翠绿和温润——因为人明白，即便自己不在了，这些也会年复一年地再来。如今，北国正值春天，早逝的哈通和长寿的林格伦都不存在了，但在书信集的字里行间，她们的心还在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