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文学史上写农民的作家很多，但没有谁有赵树理与农民这么深的关系——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标榜自己是“农民”，并以“农民”身份为荣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生命之根、文学之根、情感之根深植于农村生活土壤中。“同‘五四’以来其他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 赵树理最大的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前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后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农民’，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因此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发现农村和农民，而是以一种自觉的姿态，站在农民自身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来写乡村。”黄修已认为无论是启蒙主义作家对农民弱点的批判，还是革命作家对农民革命的歌颂，都无法与赵树理相比：“别的作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从外面插进去的，赵树理则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他从生活到情感全是农民化的。他深深地爱农民，可能连缺点也爱了；他眷恋农村，包括眷恋某些人看来太不‘现代’的生活，他可能觉得那才有无限的情趣哩。”“既有着强烈的启蒙精神，含着温情鞭笞农民的封建、落后的观念，他也歌颂农村的进步，又怀着割不断的忧虑，看到农村进步的艰难，农村工作中太多的问题，以至要把自己的小说叫做‘问题小说’。”
    时下很多散文也采用小说写法，大肆扭曲、变形、虚构农村、农民。今年初，微信里疯传一篇题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的文章，父亲濒死儿子却用低保金行乐痛快、低保夫妇酣战牌桌不顾儿子、纵火烧邻家的柴垛……田园故乡不只“病情加重”，简直病入膏肓。为了增加可信度，作者宣称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写照，自己每年都回到家乡，老人们亲口告诉他许多“事实”，并流露出无可奈何和痛心疾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这位作者还昧心地声称写的是新闻稿，文中情况是多年积累的真实情况。不过在回答村党支部书记的质询时，他承认今年春节并没有回去，并如此解释：“我想写乡村的现象，不是一个新闻报道，时间、人物、地点都是虚构的。”“是写随笔，又不是写新闻报道。”“我写的像春秋笔法一样，像小说一样。”且不论该文作者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和村支书时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是否违背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单论将乡村“现象”写成“随笔”、“像春秋笔法”、“像小说”，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且看该“现象”的真实性：时间是今年春节，文中已经道明；人物有板有眼，未指名道姓而已；地点是东北地区闻名全国的“长寿之乡”，清乾隆年间出过一位寿享164岁春秋、经历了“两朝七帝五总统”的老人，且插入了该村庄大量图片。至于文章内容，明显加重了“病情”，编造痕迹明显。故网友质问：作者既然已离开故乡十多年，加之学生时代基本生活在校园书海，又如何发掘故事中的真实背景？一边打麻将还一边跳广场舞，大字不认识还能玩微信，牌技一流常胜夫妻赢得只剩茅草房，一有钱就吃光还不忘买点鞭炮留着过年放，交通不畅一天两班车还能借到高利贷，这样自相矛盾的情节在小说里才会有！随笔作为散文的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抒情和议论两种特性，需要有理有据，而不能凭空捏造，随笔并不能随意下笔。
    二
    学界普遍认为，应该在延安文化谱系、现代性谱系、社会主义文化谱系之外，再将赵树理置于民间价值谱系进行研究，赵树理精神实质是民间性的个体本位，“赵树理研究可以把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国现代新文化及当代商业文明相衔接，从而对赵树理的创作做出更具纵深感的史性定位”。“推动人们思考作家自身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也是赵树理的现实意义所在。”赵树理的最重要特色并不是通俗化、大众化，也不是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等，而是他跟农民的密切关系。《李有才板话》反对封建专制政治，《邪不压正》反对新贵的封建性压迫，《小二黑结婚》《登记》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孟祥英翻身》《传家宝》批判封建性的婆媳关系并主张妇女解放，《福贵》反对封建家族统治并主张人的解放。他的作品贯穿着反对封建主义，要求个性解放的总的线索，是“五四”新文学主流中最接近农民群众，又最能被农民群众所接受的一支。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深入“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生活和现场，并尝试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而且能够引领农村风尚，引导农民追求高尚。
    早在1934年，赵树理就提出了做个“文摊”作家、为农民写作的创作理念。作为编辑的他也以报刊进入“文摊”为己任，1940年他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当通俗读物的编辑，曾编撰了一套《抗日三字经》和《抗日千字文》，木板刻字印刷，销路很广。他还坚持“要让劳动人民乐于接受的通俗化、大众化”的编辑方针，参与编辑了《抗战生活》。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追求的不是进文坛，而是进“文摊”，这是多么伟大而朴实的追求。当代作家欠缺的就是这样的追求，他们老想着在文坛上混个什么名堂，老想占着某个位子风光无限，而没有心思深入大众的文学生产、消费现场，从而让大众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力量。马烽谈“山药蛋派”时曾说：“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政治观点，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在文艺观点上，又都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说到具体创作上，我们都是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民及农村干部，自己所写的作品，总希望一些识字的人能够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懂。这样自然就要考虑到中国农民欣赏文学作品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兴趣、文化程度等问题。而赵树理在创作实践上是做得最好的。他的作品，不仅受到我们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样板。很早以前，我们心目中就认为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
    如今通俗文学杂志取代纯文学杂志成为市场主流，大众喜爱的通俗文艺类、文摘类纸媒如《最小说》《今古传奇》《读者》等，都是体现民间个体本位的文艺样式。对这些显而易见的文艺样式，很多作家视若不见。他们对群众的文学需求，特别是通俗文学的需求根本就不关心、不关注，故永远缺乏一手资料。如今很难读到那种雅俗共享的小说，特别是那种为底层百姓定制的小说。群众的文学需求形成了真空，就让一些低俗作品有机可乘。某些“通俗”小说表面上看非常接近大众，其实散布落后、腐朽意识，只是一种“精神毒品”。
    很多作家自诩深入农村，甚至自称是“农民作家”或“为农民代言”，其实他们对农村和农民并不感兴趣，更没有到鲜活的现实生活中去感受、去发掘。他们与农民之间存在多重距离，一是空间上的距离，他们离开农村久矣，鞋子上不沾泥自然与农村绝缘；二是心理上的距离，他们对农民没有兴趣甚至厌弃，隔膜深如海自然看不到优点；三是时间上的距离，他们的农村经验全来自记忆，而且更多的是选择性记忆。进入新世纪后，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作家如何继续写农村？周水涛总结出三种措施：一是充分利用现代传媒获取“生活资源”和“思想资源”；二是凭借采集创作资源的能力与驾驭各种创作资源的能力的优势，在书斋中虚构乡村生活；三是充分利用写作技巧进行虚构，技巧之一为“意象化叙事”或隐喻性虚写，二为描写碎片化。笔者认为还有第四种措施，即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某些作家的笔下，当今的农民仍旧过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仍旧用唾沫抹头发当发油；农村道德败坏、伦理尽丧；某些作家看到的只是人性的阴暗，只是来自底层的仇恨与愤怒，他们打着关怀的旗号宣扬与鼓动情绪暴力等等。因为全靠虚构和技巧，不仅真实性不值得恭维，而且农民形象单薄而苍白，概念化、脸谱化。农民进城如果是当建筑工，就会被拖欠工资，在包工头一走了之后，他们讨要工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农民进城如果是进工厂当员工，一定会受到老板残酷的剥削，发生了工伤也得不到及时救治；员工、特别是流水线上的员工，一定是加班加点，付出了身体，也付出了感情，最终情财两空……
    从上世纪40年代的大红大紫到1970年的被迫害致死，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受到的种种非议到本世纪初年的再度被关注，赵树理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命运折射出的是新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曲折坎坷。在这异常艰辛的曲折坎坷中，我们看到了赵树理身上极其可贵的品质：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精神远比他的著作更值得关注。他始终坚定地固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文学理想，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路，用文学表达着自己对人生、社会、现实的独特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