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却不能等同于儒家文化。“礼义廉耻”并不是儒家专利，被称为法家先驱的管仲还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他比孔子年长一百七十余岁。“贤能政治”也非儒家独倡，孔子说“政在选臣”，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他们都很重视选贤任能。墨子“尚贤”，能上能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意思至今依然相当鲜活。墨子“尚贤”，唯贤是举，不论贵贱、远近与亲疏，又与儒家之“亲亲”有别。“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都在传统文化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而且，传统文化也不能一概而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错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时代。在那个时代，与孔子以及儒家学说唱个反调，并不需要冒多大的风险，连“以杖荷蓧”的“丈人”也可菲薄孔子，说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郑人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还得到孔子本人的认可，连称“然哉，然哉”。孔子之后的两三百年中，儒家学说虽是显学，却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墨子》《庄子》《韩非子》都有非孔非儒之言。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提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孔子之言方才成为“圣人”之言，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方才成为天经地义，“非孔非儒”方才变得艰难起来，以至有性命之忧，将此称之为“独尊儒术”，其实不算为过。魏晋时期的嵇康，就是以“害时乱教”、“非毁典谟”——此“教”当是纲常名教，此“典”则为儒家经典——之罪名，按“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的古例，被送上断头台的。
    因为有着这样的“传统文化”，也就有“反传统”这个特定概念的出现。纵观“独尊儒术”之后的历史，敢于“反传统”的虽如凤毛麟角，却也时有其人。最突出的，除了“非汤、武而薄周、孔”，即“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的嵇康，还有东汉的王充与明代的李贽。王充煌煌大著《论衡》中就有《问孔》一篇，开卷明义，直言“问孔”之正当理由：“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知“难问”，便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亦不知是者何以为是，非者何以为非。王充同时指出了“世儒学者”不知“难问”的学风，“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这种迷信与盲从，更将“贤圣所言”凝结为“古时旧说”。李贽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总共274字，却顶得上“皓首穷经”者洋洋数十万言，微言大义，指出“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只是因为“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揭穿“万口一词”、“千年一律”的尊孔假象及其造成的世人“虽有目，无所用矣”的可悲结果。李贽正话反说，道出自己对于盲目尊孔的心迹：“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从王充到嵇康再到李贽，也有一线相牵一脉相承，可见这种“反传统”也有传统。这是思想敢于突破“古时旧说”之禁锢的传统，也是判别是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传统。
    百年之前，起始于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孔非儒”，是对这种“反传统”之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那时的“反孔非儒”，反的其实不是孔子，而是对于孔子的迷信；非的其实不是儒学，而是对于儒学的独尊；否定的其实也不是孔子的全部学说，而是作为孔教核心的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实际内容的“三纲主义”。所有这些，都是被“万口一词”与“千年一律”凝结了的禁锢人们思想的“古时旧说”。鲁迅就是在这个背景中投入“反孔”斗争的，而且是“反孔”先哲之中最坚定最持久最深刻最有力的一位。我之所以给“反孔”二字加上引号，因为这种“反孔”具有上述特定的含义。对于作为一个古代学者的孔子本身以及儒家的思想，鲁迅从未一概否定，这是从他有关“反孔”的文章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
    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之精神，曾被归纳为“反传统”精神。如今提倡弘扬传统文化，有人就顺水推舟，轻率地称其为“反对传统文化”。鲁迅显然也不能摆脱这样的指责。其实，任何学说，一旦被人独尊，就会自我封闭；一旦被人迷信，就会自我陶醉；一旦被人当做敲门砖，就会走向绝境。这种“传统”，正是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并非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文化运动反对的这种传统，当然不是今天要继承并弘扬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倒是值得继承和弘扬的传统，这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思想启蒙，也是百年之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妨用鲁迅的两句话，来提取“反传统”这种传统的精义。一句是借《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说的：叫作“从来如此，就对么？”这是对于“古时旧说”神圣不可侵犯的严正质疑；另一句是“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这是鲁迅在《集外集·通信》复未名先生信中说的“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用的标准。对于鲁迅来说，这叫正话反说，可以翻译为“赵太爷说的，就对么？”可以看作对于为“古时旧说”站台的“阔人说”或“权贵说”的质疑。
    人类发展是文明的累积。此中有“百家争鸣”时的诸子百家的贡献，也有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先哲们的贡献。有孔子的贡献，也有鲁迅的贡献。人无完人，他们也都会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时过境迁，他们也都会有应当适时淡出的东西。我们需要记取的，是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我们需要传承的，是他们那种不断求索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