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创作越来越碎片化、个人化是一个不争之实。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还存有表现“时代精神”的古典主义态度，但没有收到特别好的结果。反倒是中篇小说创作，没有长篇小说的雄心壮志，暗和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碎片化的创作态势。 青年问题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颇受作家们关注的问题。与青年相伴随的是“成长”。“成长”大体上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自然意义上的生长；另一个则为心智上的“成熟”。前者常与青春的理想、欲望相连；后来则与青春的烦恼、困境相伴。 尹学芸的《李海叔叔》写的是“我们”家与李海叔叔一家相互借重一道“成长”的故事。“我”家生活在一个山村，李海叔叔家生活在百八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父亲与李海叔叔相识在特殊的年代里，那时父亲在窑厂干活，李海叔叔是附近矿山上的工人。开始李海叔叔是父亲的徒弟，后来和父亲结拜后就成了我的“亲叔叔”。李海叔叔常来我们家“扫秋风”，那时我们家也不富裕，但为了让李海叔叔来了吃得好，走的时候拿得多，父母常常要到邻居家借些东西来。当然，在“我”童年的生活中不介意李海叔叔到我家来“扫秋风”。李海叔叔长得好，见过世面，知道的也多。李海叔叔的到来，满足了“我们”家的面子或者是虚荣心，尤其是“我”在“成长”中对大千世界的好奇与对山外世界的向往都被李海叔叔的“古今中外”填补得满满的。有时候虚荣心被填得再满也抵挡不住饥饿或者优越生活的诱惑，“我们”也时常饱受李海叔叔“扫秋风”带来的“恶果”。但这“恶果”终究是暂时的，因为“我”在“成长”时把摆脱乡村生活的全部想象都寄托到了李海叔叔身上。即便当“我”知道了李海叔叔的家在深山。若干年后，“我”终于到了城里，李海叔叔还特意来“我”家里看看“我们”生活得如何，回去告诉家里的孩子“二妹虽然住楼房但生活差。吃饭就吃一盆棒子面粥，还不如20年前呢”。 李海叔叔的生活观念还停留在20年前，但生活的脚步却不停地前行。李海叔叔这些年的脚步又丈量了些什么呢？这20年的路于他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停滞踏步还是“无路可走”。而“我”这20年来却是“一路走来”，当年的“我”在读了潘晓的那篇名文《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还给李海叔叔写信言及“成长的烦恼”，而如今李海叔叔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20多年后，“我们”与李海叔叔家的孩子们重逢，中间一些年“我们”彼此杳无音信。可以想象，这样的重逢大体上都是客套、隔膜以及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当然，于“我们”而言还有怨言。尽管现在“我们”两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用脚走过了那条从大山通向外面世界的崎岖山路。但是，终究还是有一些“心路”我们无法走完，甚至也是从来没有走过。在此，丈量已经没有了意义。 “但我发誓，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为自己而哭！”这话是邵丽的小说《北地爱情》行将结束时，“我”说出的一句狠话。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听到这样的狠话，有时甚至都听得麻木了。但在近来的小说中，我们反倒是见不到这样的“狠话”了，或者说见不到在小说的整个气象上有股子“狠劲儿”了。 《北地爱情》讲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博士与上市公司老板间的“爱恨情仇”。“我”博士毕业时，没有像父亲期许的那样回家做副县长光宗耀祖，而是来到了Z城的金帝上市公司。到了公司不久就做了董事长的秘书，接触多了“我”也就“走进”了这个与我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的生活。一切的纠葛也从此开始。小说的故事中规中矩，老板的妻儿都在国外，“我”填补了他生活中的一个角色。“我”是老板的情人，慢慢地我也爱上了他。但最终他的妻子回来了，“我”就被迫远离了他的生活。但“我”以为，他会舍不得“我”，还会让“我”回到他的身边。尽管在这期间“我”用了各种幼稚的办法去“伤害”他，想以此引起他的注意，比如与“男朋友”在厂区内外招摇、放纵，诸如此类均无效果。“我”最后还是按照他事先设计好的“道路”选择离开，除此之外“我”似乎无路可走。 《北地爱情》无论是题材还是叙述，都没有给我带来大的惊喜。但是，小说的结尾却让我比较喜欢，就是因为“但我发誓，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为自己而哭！”这句话。“我”是一位女博士，标准的女知识人与近来涉及到“知识人”或者“知识分子”话题的小说中主人公的“软”相比，《北地爱情》中的主人公显然是有些“力量”的。当然，《北地爱情》中的“我”与涂自强、聂志远面临的境遇不一样，他们面对的是无比强大、冷酷的现实与体制，“我”面对的是多少对“我”都有些怜惜的情人。两者的境遇有着天壤之别，似乎无从比较。即便如此，邵丽也可以把“我”面对被迫离开的情形写得很狼狈、很凄美、很无助，总之可以写得很“软”。尽管“我”并没有被邵丽写得那么强硬，那么有力量，没有孤注一掷地反抗与舍弃，只能按照老板设计好的“道路”走了，但终归还算走得“体面”，没有像老板妻子那样“衰弱不堪”，也没有像我的“前任”李毓秀那般死去。最后，“我”得以到意大利的分公司去工作，享受着地中海的蓝色忧郁，在我看来这也算是一个“有力量”的结局了。 大学与大楼、大师的关系，梅贻琦先生已经在他的那句名言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便如此，这一问题直到今日也没有在当下的教育中得到妥善的解决。杨小凡的《大学》讲述的就是江南医科大学副校长钱强与“土豪”赵大嘴联合办学的故事。赵大嘴是一个土豪，没有文化，赚钱的方式也“简单粗暴”；副校长钱强有文化、深谙利用时下政策赚钱的诸多“潜规则”。他给赵大嘴出谋划策，和江南医科大学联合利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办独立学院，而他自己则身居幕后“坐收渔利”。赵大嘴虽是商人，但在有些事情上却极有原则，与钱强纯粹利用教育“产业化”来图利相比，赵大嘴反倒是把教育看做是“百年树人”的大业。最终，赵大嘴无法忍受钱强们的贪婪以及“学院政治”的勾心斗角，决定从这个独立学院撤出来。当然，赵大嘴这个土豪的第一桶金以及在他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肯定是不干净的。他的结局，我们也可想而知。 近年来关于大学的小说有阎连科的《风雅颂》、阎真的《活着之上》等。这两部小说主要言及的是大学中知识分子的“丑陋”和在体制中的生存境遇，算是大学体制中的“内部问题”。而《大学》讲的是教育体制中的“外部问题”，讲的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如何攫取利益最大化的“腐败问题”。《大学》所言的教育“产业化”是现实题材，也能与当下的反腐相关联。这类以时下“热点”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好的地方是容易与“感同身受”的读者产生共鸣，有社会影响；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新闻化，在人物的塑造上还显粗糙，无论是赵大嘴还是钱强在性格、心理的叙述上都有些“脸谱化”，缺少深度。同时，这类小说的言说深度也容易受到时下环境的影响，对有些问题的叙述也不够深入。 《李海叔叔》中的李海是“右派”、《北地爱情》中“我”的父亲当年是革委会副主任。这是两部小说相似的一个细节——小说中的人物都涉及到了共和国的两段重要历史。但在小说家的叙述中，却没有更多地与这两段历史建立起深刻的、广泛的历史关联而是与之擦肩而过。由此可见，两位小说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谨慎”的，同时也是暧昧的，有欲言又止之感。 当不宜言说带有“伤痕”的历史，触及当下的社会热点则成为了一些小说家不错的选择，即使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近年来也纷纷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热点。这种倾向至少体现了作家的“现实关怀”。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如何将“热点”转化成“文学”，这对许多作家都是一个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