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天里，我阅读了王斌的小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在这里，在我的小角落里，抱着一种忐忑的心情，想对作者倾诉自己的阅后感。
    这本书我看了两遍，过程很顺畅，但并没有愉悦感。当然我在其中感受到了强烈的黑色幽默，但那不是让人获得优越感或者轻松感的东西，它不具有娱乐性。我不但笑不出来，我甚至在意犹未尽之时哑然失笑。那种感觉就好像梦游的状态，被人迎面抽了个大嘴巴，并且大吼着让我快醒醒。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刺激，但这种刺激没有让我产生自媚的快感。我认为自己在初次阅读这本作品的时候，受到了严厉的拷问。也许是因为在书里的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还是多重的。因为我是女性，我首先在书中的三位女性角色中分别感应到了某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共鸣。情理之中的共鸣当然出于我对女性心理状态的深谙，意料之外的是我惊觉在这样一个时代，竟有一位男作家能够用如此冷静，并且公义的眼光去看待女性。一面剖析着女性的脆弱，一面也怜爱着女性的脆弱。
    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是很诚实的，是不怕得罪妇孺们的勇敢的直言不讳。当然，抛开女性的视角，精神层面本不该有性别之分。于是我觉得自己一半是吴大正，一半是岳超峰。之所以是一半一半，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认知仍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就像吴大正被自己的确信所俘虏，他的一切愚蠢的甚至下流的行为，都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确信。他信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他信的，不是他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他信的是他自己是那个歹徒，他是主宰，他甚至可以用这种病去征服世界。从另一种层面上来讲，他就是病原体本身，他的宏图伟志就是要把自己的病变成传染病。他一个人有病还不够，很多人跟他一起有病他才快乐。而提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岳超峰却根本没太在意这个病。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往后被吴大正一再提起的时候，岳超峰的脑中是有问号的。他肯定觉得吴大正脑子有问题。岳超峰有文化，有理想，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内心仍保有天真和纯粹。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对这种病免疫。也许这个时代是病了的，所以没病的人比较难过。难过在于他没有办法自己骗自己。
    在我浅薄的见解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个格外宏大的主题——它关乎人性。而人性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快乐。它的本质是自私。就像作者王斌在一个访谈中提到的：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我看来，因为我未曾经历过从前那个蓬勃的带着无限勇气、激情和浪漫的时代，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娱乐超越一切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本来我们生长起来的土壤就是施肥过度的，我们都是拔苗助长打了激素的小孩。我们对于情怀的理解，恐怕真实的情况就是一种因为断层而带来的崇拜心理。喜欢一个人，绝不甘心于悄悄地守护，默默地欣赏，而是要秀出来让全世界看到。然后再将他神化、妖魔化、传奇化，因为我们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为了崇拜而崇拜,为了迷恋而迷恋。我从小没有迷恋过偶像，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虽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因此沾沾自喜。但我也知道，我不迷恋是因为我当时对价值观不感兴趣，不是因为我脑子好，也不是因为我思想很健康，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对价值观不感兴趣，我想这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智识缺陷。在一个高速变更的世界里，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习惯了世俗标准，在安全范围里自顾自骄傲着，随随便便地接过那些庞大的信息，改变着自己的造型，但并不喜欢思考问题，因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惟一幸运的地方，是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是较为宽松的，就好像父母一个任性就把我养大了。在很大程度上，它保证了我热爱自由的心性未受折压，也导致了我不太听话的倔强性格。
    在阅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时候，很奇妙，我有一种回到了那个小角落的感觉。我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明白什么叫信仰。现在我知道了，“信仰”更像是一种大环境下每个人产生的各不相同的心理需求。如果问我现在的年轻人信仰什么，我当然毫不掩饰地说，是钱，的确是钱。因为钱可以让人最快地获得快乐。年轻人的快乐就是那么简单。我甚至都不想用虚荣这个词汇去形容，虚荣都比这种快乐要深沉一些。这种快乐是符合世俗眼光标准的一层亮晶晶的糖纸，是华丽的陷阱，这个包装还时不时要更新换代，如若没有钱，因此而错过了掉入陷阱的机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绝望到去死。想想看，我们可以以命来行乐，自然也可以舍弃尊严去赚钱。尊严？这是什么东西？在虚荣面前，不存在的。我不能免俗，曾经也将快乐当作至高无上的追求。但是当我踏入社会，当我经历了更多的事，遇见了更多的人，走了更多的路；当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终于构建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当我开始真正用自己的眼睛看待周遭的人事物，我就开始怀疑我所拥有和追求的那所谓快乐的真伪。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安于角色，服从规则。没有自由了，也没有自我了，于是也没有真实的快乐和痛苦可言了。我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与其这样麻木地快乐，还不如清醒地痛苦。我竟然觉得痛苦好，这是不是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如果我的内心仍有对自由的追求，我对心灵被媚俗所奴役而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厌恶和抗拒。我是否也病了。因此我确定自己不是岳超峰，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他只是觉得自己处理世事的方法不对，不合适。他对自我始终坚定不移，他是有信仰的人。这一点我恐怕再投三次胎也很难体悟，但强烈的共鸣在于，我对于他面对他人的那种警惕是感同身受的。有时候我又觉得我具有吴大正的手段，我算是一个网络红人，不是明星，也不是偶像，但确实利用了互联网来建立自己的形象，刚开始只是简单的发言和分享，更多时候是宣泄，少女时期我情感泛滥，但又因为不迷偶像又不会爱人而憋得慌，我就只好在网络上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到后来，看到的人多了，我说话的动机就不那么单纯了，我开始琢磨能不能靠着这个网络形象赚点钱，很多人跟我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否则怎么成功？我也曾在我的小角落里问自己，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成功？成功和虚荣又是什么关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吴大正的确是成功人士。我觉得我接触过这样的成功人士，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接触更多的，是想成功的人。关于成功，我一直抱着矛盾的心情，我不清楚，在此不提。当我追随着书中人物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循序渐进的时候。我时不时会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又时不时有一种被警醒和激励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由我自身感受而言，就如同被抽了一个耳光又给了一颗糖一样，这种情况同书中所描述的斯德哥尔摩症状很相似。我当然惊讶于这样看似黑白分明的人物身上会具有众生相，会引起我这样况味复杂的共鸣。但我仍感到作者所要讲的是更深一个层面的东西，并不是完全的好与坏、对与错，而是真与假、表象和真相，我这样想对吗？感谢王斌老师写出了这样闪闪发光、具有医疗效果的作品。其实夸赞已经不必，它更应该受到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