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卫东的文字总能展现逻辑的力量；而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知性的表达又能时刻吸引人的眼球，勾起读者掩卷难眠的遐思。
    卫东的散文集《有一种悔恨叫永远》正是这样一部丰富、内敛而又饱含温情的作品。三十四个景别犹如一段旁白：“生命中不断有人离开和进入，于是看见的看不见了，记住的遗忘了；生命中不断有得到和失落，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住了。”以此构造的语境，抑扬顿挫地完成了一次叩击心灵的文字之旅。状物、写人、叙事，每一次浓缩都足以用“永远”来回响。正是这样一种基调，这本散文集从远古生发，循着华夏文明的节奏扑面而来，并在现实中契合，冥冥中有了近乎宿命的关联。作者行远自迩，奋力剥茧抽丝，捋出一粒粒珍珠呈现给读者。只是珍珠光艳，材质高贵，但却过于娇脆，卫东书名里的“悔恨”怕是由此而来。
    《陶人：远古之神》，距今五千多年为学界尊为“中华神祖”的陶人，从赤峰红山文化的遗址中考古发掘出来，坐实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论证。《目光》中那个通过海路抵达西方的黎庶昌，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运薪火于沉沉的晚清，冒着被打成汉奸的凶险，让国人感受着一抹民主与科学的光辉。“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生人振气节，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可最终还是在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忧郁成疾，生命的最后时光终日以泪洗面。文明辉煌的陨落既深且剧。内心沉重的卫东在历史遗存的游历中发出了：“渔樵耕读，固文化之本；经世致用，圆强国之梦”的呐喊。
    始于偶然，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是作为资深编辑的卫东与笔下几位作家、诗人关系的生动写照。遭遇多次退稿的汪国真找到了时任《追求》杂志副主编的卫东，卫东将一沓诗稿随手一翻，顿觉“一股清新之风拂面而来”。于是卫东打破惯例，以显著位置推出了汪国真的组诗。随后汪国真成名成家，为众多青年男女所痴迷。“卫东，我很感谢你，真的。”成名后的汪国真常把这句话放在嘴上，让卫东感受到了诗人“不浮躁，不狂妄，不故作高深，不矫揉造作”的清白品格，从此他们成了挚友。
    作者与王朝柱的交往也是一个三十年的佳话。王朝柱是一个知名作家，写过《李大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张学良和蒋介石》等作品。在卫东笔下，才华横溢的柱子哥常有“犯傻”的时候：不管是高官领导指示，还是有人出大价钱邀请，绝不为毫无价值的题材去创作，更不会利用名望拉“枪手”来充塞。这种不为金钱、名誉、地位所动的精神令人敬佩，卫东禁不住在柱子哥生日时临摹一对警句相赠：铁肩担民族大义，是七尺男儿；辣手著锦绣华章，令人神共泣！
    必须称道卫东作为一个资深编辑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从他发掘的这些成功作家身上，无一不显现出他慧眼识珠以及发自内心的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记得2006年7月，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到贵州贞丰采风，我与卫东自此结识。那时他刚任职《小说选刊》主编，正为刊物的自我蜕变而殚精竭虑。他大谈选刊风格的多样化、视角的多元化、类型的多极化。当时我正在创作一部中篇小说，他听完我的故事梗概后立刻表态，《小说选刊》将第一时间转载。果真，《十月》发表后，《小说选刊》立刻转载，反响强烈，有幸进入了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当然，卫东在给他人做嫁衣时，自己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这使他对事物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极强的洞察力，总能发现常人难以捕捉的细节和美感。
    在这部集子里有几篇关注底层劳动者的散文：《卖瓜记》《彩虹》《优优的眸子》《路边有个剃头匠》，情节简洁，结构精巧，截取了一个生活片断，反映了生活的一个侧面，以白描的手法把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写得活灵活现。“卖西瓜的小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白净脸儿、板寸，眉眼轮廓有点像马云。”一个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干的小商贩形象扑面而来。五十来岁的“剃头匠讷于言，每次理发你不说话他不言声，偶有问答也是简单的单词应对。剃完头他会看着镜子里的我问，行吗？我说行，他便解下我的白围裙用手一抖，脸转向一旁，等着付钱。”一个不善与人沟通，却又极可爱的普通劳动者在毂击肩摩的都市里讨生活，碰壁受委屈自然不会少。
    卫东采集的这几个极富典型意义的人物，想必也是借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来反映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实。纷繁喧闹的当下，何时才是触及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时刻？卫东这本书里清晰地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需停下脚来，感受“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悯。触景抒情的不仅是一己的内心情怀，还应该是涵盖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缺憾，是一种融汇和浓缩了无数个体生命体验的人生感叹。
    我想，这也许正是书名《有一种悔恨叫永远》的喻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