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评论家）：新疆能出现这样一部民国题材的反映本土历史乡间生活的作品，十分难得。所以《木垒河》一问世，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使它甫一出现，立即捕获大家的目光，一是民国题材，二是李健会讲故事。
    朱小如（评论家）：我读完感受最深的是小说人物写得生动，血肉十分丰满。小说写的是民国时期，三鑫和掌柜魏宗寿一家，在新疆边陲小镇上的悲喜生活及家族事业发展的一波三折故事。
    李健（《木垒河》作者）：谢谢两位对拙作《木垒河》的解读。在《木垒河》的腰封上有几句话，称它为新疆的《白鹿原》，对于这个评价，我既感到高兴，又有点抵抗。《白鹿原》说的是两个家族的争斗，反映的是关中百年历史，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而《木垒河》不是，它说的是一个家族在民国新疆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故事。白烨老师是这部小说最初的审读者，他说：以民国新疆往事为描写对象，弥补了新疆民国史写作的一个空白，有助于人们认知这一段复杂而久远的历史。这对我今后的写作方向具有启发意义。
    朱小如：在我的阅读理解上，此小说可能会对“家族叙事”上有所新贡献的恰恰是“与弟媳成奸”埋下了“家族内斗”伏笔，这就和单纯的“家族外斗”小说不一样，而“家族内斗”一旦和“家族外斗”紧密矛盾纠缠、互相影响、彼此呼应的话，此小说大概会非同一般。当然，那样小说的难度也会增大很多。
    何英：说实话，当我看到魏啸才与弟媳成奸的时候，也是一个心惊：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小说难度。正如您说的，本来是家族与家族间的竞争，突然内转剧变成家族内斗了。咱们换个角度看，这也许是这种故事强势的小说的一种必然走向：故事只有不断推高、出新、出奇才行。当然，这一切又是这么扎实，这是李健了不起的地方。您可能意识不到，新疆这样一个蛮荒、多民族聚居，汉文化在其间既顽固古老又杂糅的一种生活形态。李健的故事一点都不显得虚假浮夸，相反，却透出很多耐人寻味的新疆乡土传奇的况味。因为他的故事太强势了，诸如历史、风俗、地域、传奇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也许就被忽略了。
    朱小如：我其实内心深处很不情愿仅仅以这样的极度悲凉心情来理解这部小说的意义，从魏家两兄弟在木垒镇的前赴后继的人生奋斗，好不容易把一个三鑫和家族事业支撑得有声有色，就此衰败，是该有人在此基础上继续下去的。哪怕是一度离开了，但毕竟可以再回来，尤其是那个凝聚两兄弟血脉的“争子”也完全可以长大成人。不然这两兄弟岂不白白牺牲了。木垒镇虽然是“伤心地”但毕竟也是三鑫和家族的“发源地”。或许这就是这部小说和《白鹿原》虽然同样写“家族”，但却给人不是在写“故土”上的“家族”，或许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名为什么不起木垒镇，而要起《木垒河》的原因吧。
    李健：《木垒河》最初的构想只是想写一个兄弟同妻的故事。兄弟同妻在早年的新疆不在少数。主要还是因为穷，娶不起媳妇，兄弟几个共同出钱，以其中的一个兄弟为主娶一个媳妇。写了有一万多字时，忽然发现，这个故事不足以满足我想要表达的主题。于是，重新设置了现在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小说的主题：命运的无可把握，人在命运中的挣扎和抗争。这个想法，我在小说的后记中说：“小时候一伙小娃儿对着蚁窝撒尿，然后用棍子拨捣蚁窝，看着原本安然有序的蚂蚁，骤然变得一片混乱……”人生如蚁，就是如此。尤其在民国新疆这样一个刀犁血火，兵匪混杂的地方，小人物的命运更是无从把握。所以，就有了魏啸才这样的人物，有了魏宗寿、汪雨量、肖先生等一群人物，他们一边感叹命运对人的捉弄，一边奋力抗争。
    说到为什么叫《木垒河》而不叫《木垒镇》，我想这和新疆本身的地理环境有关吧。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疆，凡是有水的地方就形成一个绿洲，这些绿洲就像一个个船，漂浮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沙漠之中。河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一个家族在木垒河畔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木垒河》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朱小如：从李健笔下这样一些敢想敢干的人物，一方面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在新疆木垒镇那样一个乖戾多变的地理气候环境、兵匪交加不断搅乱民生的社会背景都十分险恶的状态下，唯有“强悍”两字，否则便无法“生存”。我深知一个个体人的“生存”环境如何，时常决定着一个个体人的“生存”意识。而作为一种非一个个体人的“生存意识”却又常常是和人对“生命意识”的自身民族文化传统认知密切相关联。
    何英：我在评《木垒河》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基于作家内心深处的一种扎根民间的神秘主义或不可知论。我注意到小说中对本地汉人的道士文化、一种神秘的宿命般的命运感的煊染。木垒乡人每逢遭劫或遇临大事，必定要请陆道士“禳治禳治”，而陆道士的诸多奇怪法门，也被作者详述下来。这种乡间的古老信仰，已跟风俗密不可分，而这一切正是风俗小说最擅长的领域。但也许我只意识到了事物的表面，更深沉的动因恰恰是您提到的，那种没有安全感、乱世中人在异乡的沉浮与宿命。
    李健：新疆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我们不说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不说什么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东西方文化“东渐西进”的桥头堡之类，但从新疆的历史文化演变，就可以窥知这块土地上丰富多彩的文化。
    世居在新疆的有汉、哈萨克、维吾尔、回等十三个民族，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混居，各民族间文化、生活、习俗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交融，早已非各本民族纯正的文化形态，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文化形态。这是一个文学宝库。
    木垒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奇台县以东，巴里坤县以西，南倚天山与鄯善县隔山相望，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1932年建县，早前属奇台，更早之前属镇西府管辖，是新疆汉文化相对集中的地方。这里的民族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汉哈两个民族为主。所以，也就以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融交汇，相互影响最为明显。民风古朴善良，既有草原民族的粗犷彪悍，也有农耕民族的坚韧勤俭。还有一点，生活在新疆的汉民族多以陕甘晋津为主，清朝末年的政府移民是从十八世纪才开始的，之前的多是发配充军和自流来疆的、随左宗棠进疆平叛的部队和赶大营来的津帮、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疆部队就地专业组成的新疆建设兵团和五十年代末支边来疆的上海、江苏支边青年。新疆几乎没有大的宗族，乡党就成了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抱团的形式，所以，新疆的会馆特别多，这也形成不同于内地的生活方式。
    朱小如：另一方面我从作者笔下这样一些敢想敢干的人物身上，深深体会到了一种比当下现实生活中人物空间更大的“精神的自由度”。
    何英：我们从小说的风格角度来突破。实际上，《木垒河》的写作仍然证明了，以新疆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传奇”也许仍然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风格。尽管这种风格在当代小说中也已被视为“落后”、艺术上简单、甚至粗糙……但“传奇”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最早是作为一种文体来界定的，如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元话本以及明清长篇戏曲剧本。不管是文体还是风格，传奇一定凸显的是故事性、人物的性格塑造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命运感，差不多也应是悲剧或正剧的代名词。因此，您看到了一批敢想敢干的人物，这是传奇故事的风格所需要的。您看到了“精神的自由度”，确实，因为新疆天高地阔，蛮荒原始，注定了这是一个发生传奇的地方。地域的广大必然有一个阔大的空间和舞台，人的行动距离直径都是那么的长，精神的自由度自然由此衍生了。而且，您知道，民国时的新疆，实际上在乡间，基本还是乡民自治的，所以这种精神的自由度，真的比当下现实生活空间中的人物更大。
    李健：木垒的地理面积大约是两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比得上内地一个省份的面积了。木垒是一个农牧并重的县，以木垒县城为界，东边及南部山区为牧业区，西边为农耕区。木垒一词是蒙古语，大约是河湾的意思。这里更早是蒙古族的游牧地，现在沿用的很多地名仍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蒙语地名，后来，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对这一地区施行灭绝性杀戮，之后，哈萨克才进入这一地区。哈萨克民族的族源和文化受蒙古族影响较深，在这样一个广袤的戈壁沙漠，丘陵起伏土地上，其彪悍粗犷的性格和生活习性对世居当地的汉民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再说，在这样一个严寒酷暑的生存环境中，咿咿呀呀的吴侬软语无法生存，只有秦腔乱弹才能吼得动。
    朱小如：当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更相信这就是小说的“虚构”力量理应得到充分发挥之所在。人生贵在一博，博个“活得精彩，死得绚烂”，而以“活得精彩，死得绚烂”为生命意识底色之人，又何愁没有空间更大的“精神的自由度”。“精神的自由度”既是小说内人物形象上的，又是小说外作者创作思想上的。
    何英：小说仍然被看作是人生的一种虚拟形式。这种真实的谎言，想象和虚构真实的方法使我们获得生活的真理。《木垒河》里始终贯穿着一种紧张的东西，或曰命运，或曰传奇的风格需要，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实际上都不过是某个人物的传记。魏啸才也好、魏啸铭也好，他们都是作家心中的“平民英雄”，是木垒人眼中的“儿子娃娃”，前者倔强、勇武，在马仲英攻打木垒县时为木垒献出了生命；魏啸铭更是一个悲剧人物，在当上县商会副会长、副县长前后的所作所为，都张扬了一个天生地长的木垒娃所能达到的智勇双全的传奇色彩。人是所有限定我们生存条件的我们所经历的关系的总和。魏啸才、魏啸铭作为木垒平民的一生，就像尘土里的生命那样沾满了烟火气，随意浅薄地去拔高，只能是糟踏了这种来自土里的生活。这也正是《木垒河》独特而深具魅力的地方：不要想在这里看到专业小说家的做作和花腔，土里的生活和生命原本就是这样的，它的低度凸显的质地正是它的价值所在。文人士大夫作小说的那一套、现代知识分子玩小说的那些花招，李健都不会，他只能写《木垒河》这种土里的生命。而民国期间县乡的政治形态及权力的构成也成为此小说的可研究处：乡民自治、传统宗法社会、道德的自洽与失衡、乡民生存的脆弱与顽强……在一轮又一轮的天灾、兵乱、人祸、倾轧中，木垒县的魏啸才，就是这样凭着一具肉躯与之战斗着、周旋着，直至生命消亡，说不上可歌可泣，这也不是作者想要的美学效果，终其全篇，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一介平民，他们曾经生存过、留下过印迹，可供后人“谝荒”或编成歌谣，他们以自己的繁殖战胜生命的脆弱，在大地上留下艰难活着的种子。
    朱小如：近年新疆的长篇小说创作，读过印象较深的有王刚的《英格力士》、董立勃的《白豆》、张者的《老风口》等，写得都很有特点。李健这部《木垒河》似乎有为解放前的新疆汉族“自流民”树碑立传的雄心。新疆汉族“自流民”在李健之前有人如此浓彩重墨书写过吗？
    仅就这一点而言，《木垒河》填补了“空白”。而这“空白”我当然希望不仅仅只是我个人的文学阅读视野。
    李健：《木垒河》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发表过相对完整的文字，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我凭借多年的阅读经验和直觉写出来的，就小说本身来说，我当时只想着怎么把一个故事讲好，讲完整，而忽略了对人物命运，人物底蕴的进一步发掘。前两天，我看到一位作家说：要写出新疆各民族的关系，就有可能是大作品……不过，要想写出这样的作品，就要对新疆的历史和现在具有谙熟于心的深刻理解和了解。我今后的写作方向也会向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