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阿莹的散文已经有很多年了，而集中阅读他的文化散文，却是在他的新作《大秦之道》中。这部主要取材于中华文化发祥地和传承地陕西的散文集，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聚集在陕西具有标志性的传统文化遗存，如文物、风物、人物、古迹、名胜、宗教、艺术、茶道、陶瓷、古玉、乐器等等，尽在作者的视野之内，而且都已成为今人与古人展开心灵对话的支点。这些文化遗存本身聚集着中华文化的幽深奥秘，聚集着中华民族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些文化遗存与当代人拉开的遥远的历史时空，又使其变得神秘而扑朔迷离。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学养、想象力和叙事能力，要完成这样的写作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大秦之道》表现出的阿莹的文化学养、想象力和叙事能力并没有出乎我所料的话，那么，让我获得意外的收获是：作为文化散文，《大秦之道》回答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疑问——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文学的书写对象？
    在我看来，文学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解释某种文化的真相。或者说文化是不可以作为文学本体的。因为文学的本体永远是作为生命存在形式的语言本身，而文化是人类对世界的系统编码过程。特别是对于散文这种本来是在书写作家自己的文体来说，文化更属于一种本我之外的存在。作为一种人类的编码行为和结果的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约定俗成的过程，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逻辑建构。而文学作为人自身生命存在的语言形式，则永远是在不断地解除这种约定俗成的过程之中。文学是一个不断地重新命名世界的过程，它是在不断解构已有编码秩序中完成的特殊的编码行为。因此，文学始终是一个解码行为，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持续解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文学创造不是从文化意图（编码）出发的，甚至可以说是从反文化的意图（解码）出发的。但文学最终会被当做一种文化，而且是文化中最文化的部分，因为文学在解码的过程中完成了新的编码（命名），在解构中实现了对世界新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既然不可能作为文学写作的对象和目的，那它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性质进入文学写作的呢？或者说，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呢？
    从阿莹的《大秦之道》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文化散文的写作并不肩负穷尽某种文化真相与编码逻辑的使命。在《大秦之道》中，阿莹触及了大量的考古前沿问题，譬如石峁遗址、法门寺地宫、唐代天坛遗址，再譬如古埙、青铜爵、秦代箭镞等等，而且似乎时时在追问这些文化遗存的考古结论，不断地请教考古专家。然而，阿莹真正找到的，却并不是准确的考古结论，也不是古迹和文物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有关这些古迹和文物的感知、想象和故事，及其在当下现实中牵扯的人际纠葛、情感和思想。在《法门寺之谜》中，阿莹在简要交代了有关法门寺地宫的史实后，便展开了从古至今大义坚守法门寺地宫秘密的史迹，讲出了三个扑朔迷离而又壮怀激烈的故事：伟大的遗漏、伟大的谎言和伟大的涅槃，进而升华出中华民族用生命守护文化遗产的感人至深的精神与操守。在《天坛之土》中，阿莹用大量篇幅展开了对大唐祭天盛况的盛大想象，而最终却将笔墨落在了一层一层覆盖天坛的黄土之上。因为他认定那些黄土是长安的百姓为了保护天坛一筐一筐堆积成山的。这些黄土象征着长安百姓对“一个王朝的辉煌”的珍惜和敬仰、“作为京城子民的荣耀”、以及“重振天坛雄风的浓重期望。” 因此，这一层一层的黄土，其实是与那象征着大唐王朝辉煌的天坛同样重要的“文物”，而且，此“文物”凝聚着老百姓情感的温度和精神的高贵。而这样的结论是任何考古学家都得不出来的。
    由此，我继而真切地感受到了《大秦之道》给予我的又一个启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文化散文中的不同书写取向。
    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似乎都是讲故事的，而且在史传体的散文中，这两种叙事往往会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的本意是记史的，当然应该属于历史叙事，并由此成为二十四史之首。然而，司马迁却是用文学叙事来记史的。他所讲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用生动的故事和细节描写完成的，以至于成为散文中的极品，被鲁迅先生赞为“无韵之离骚”，其叙事能力至今无出其右者。故此，《史记》中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就难以厘清了。惟其如此，后世史家与作家才得以共同分享这部辉煌巨著。而当今的文化散文，特别是书写历史文化的散文，再一次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交织在了一起。
    然而，《大秦之道》告诉我，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具有完全不同的书写取向。历史叙事指向的是历史的真实，文学叙事指向的是情感的真实；历史叙事依据的是历史逻辑，文学叙事依据的则是想象的逻辑；历史叙事不能离开史实，而文学叙事完全可以虚构。《大秦之道》中的大量篇章都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掌故有关，因而自然有大面积的历史叙事，甚至作者讲述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迹，每一位故人，都要从史实讲起。但同时，《大秦之道》中又没有一篇属于完整的历史叙事。譬如有关法门寺、石峁遗址、天坛遗址等等，都是片段性的记史，且没有连续性。而这些散点式的、时断时续的历史叙事或者被串联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学叙事中，激荡出一层层情感的浪花；或者被当做文学叙事的枝干，开放出一朵朵思想的花朵，或者被铺陈如蔚蓝的天空，浮现出一片片想象的彩云。
    如果要用一个比方来形容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此类文化散文中的不同取向的话，那么，我可以把历史叙事比作一块金属，而文学叙事则是这块金属发出的光彩。这块金属是用史料和史实、数据等写实材料构成的，而他所发出的光彩则是一个作家从历史文化中生发出来的情感和思想。
    我看到《大秦之道》是一部光彩四射的文化散文。在阿莹从容的讲述中，神秘而隐藏国之重器的石鼓山，矗立的是“金石文脉，是传承厚重的历史交响”；两千多年前大秦帝国的伟大壮举秦直道，延伸着的是托起“大国家园”的民族精神；大汉王朝的未央宫遗址，没有成为作家以史家的姿态对昔日辉煌的考辩，而是以村民的体验对已逝村落的祭悼，和对幸存的七棵树的守望。这些光彩全都是文化和历史时空在一个作家的心灵中激起的闪闪发光的体验，是从陕西这座历史文化富矿中散发出的耀眼而独异的人类情感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