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美好幻象竟然以极端的人性丑恶为结局，对理想的拥有者真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那片美妙宏伟的“山河”，只能“入梦”。
    
    追寻理想而不得，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悲剧的宿命。格非的《人面桃花》三步曲，就是在着力探询百年来中国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和命运，从第一部《人面桃花》中的秀米，到新出版的第二部《山河入梦》的谭功达，虽然时间隔了半个世纪，对理想的天真幻想和执着不懈却有着相同的精神传承。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1962年，在那个集体癫狂、建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时代，理想主义者谭功达以更加积极的高调姿态登场，他位高权重，他心怀天下，但是，他的理想却以更加惨烈更加狰狞的结果回应了他。
    写爱情，是这部小说的显性主题。谭功达的爱情主角，是敏感冷寂的落难小姐县长秘书姚佩佩，他们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大年夜初相遇，经过了漫长的爱情寻找，最终以相爱不成双双惨死而结局。在他们的爱情逐渐张显的过程中，无时不透着那种俄底浦斯式的无奈。无论怎样躲避，终究还是要遇上，终究还是要分开。
    作者每次叙述到他们两人，文字都会变得充满玄机，让两个人心惊肉跳，提示读者注意他们日后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他们一直遥望着对方，直到一方突然消失，爱情才真正地图穷匕现，他们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对方就是灯火阑珊处的那一个，是自己要找的人。
    全书的高潮出现在最后部分，这时，谭功达去了花家舍，姚佩佩因杀人漂泊异乡，天涯相隔的距离带给他们承认爱情的勇气。在“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花家舍，独居的谭强烈思念着已经被通缉的姚。而身负命案的姚，更是因为死的威胁而变得更加勇敢，她冒着被追踪的危险，一次一次给谭写信，向他诉说。
    但是，他们的爱情连这样相爱的形式都不允许。从一开始，几乎每个人都被一个巨大的怀疑的阴影笼罩着：谭是否会大义灭亲把这些信交出去？姚佩佩，高麻子，连谭功达也担心自己会这样做。对自己的恐惧和为姚的担忧让谭隐忍着这个秘密，每次收到信他都深埋起自己的激动而强装若无其事，看完后立刻烧成灰。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流浪的姚安全地流浪了。直到被命运指明了方向的姚又回到普济，谭功达为爱情的努力才一下子灰飞烟灭。
    他们的相见被另一个更加巨大的已经“实现”了的理想彻底摧毁了。在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花家舍，每个人都是监察人，每个人都是眼睛。他们冷漠地实施着对谭和姚的围剿。
    最终，在通往普济的十字路口，是谭伸出手，向追捕的人指明了姚在的方向。
    
    只能是宿命。是爱情理想被无情摧毁时的无奈。主人公社会理想的粉碎，应该是《山河入梦》最想表达的意念，是作品更深刻的原因。
    “建设新梅城”是谭功达在仕途上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谭心怀天下，主要是梅城的天下，他从一出场，就拿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这些在不经意间成了预示命运走向的象征，把谭功达不切实际的理想暴露无余。
    梅城，是谭正在实施理想的地方。他宏伟的想象建筑在老旧的梅城之上，他要修大坝建电站，通电通沼气，他要在各家各户之间修一座可以避雨的长廊。这个理想与他的“前辈”完全相同。他以为别出心裁的设计，其实别人(《人面桃花》中的土匪头子)早就这么想过，而且有人(“人民公社”花家舍的缔造者郭丛年)已经把它建造完成了，就是谭功达还不知道而已。他的仕途也因此葬送，大坝淹水把周围的村庄也淹了，谭从最高处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他获得了唐·吉诃德式的失败。
    到了花家舍，郭丛年为谭功达建设了一个理想已经实现的范本。这里的人们采桑种田，按时劳动，按劳取酬，这里通了电，建设了避雨的长廊。这里在形式上，完成了书中几代人的理想。但这种外貌上的完美，却在谭天长日久的观察中，逐渐漏出了狰狞的颜色。
    这里的人们，神情寂寞，内心冷漠，每个人都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每个人都在揭发，每个人都在被揭发。
    谜底被揭开，郭丛年现身了。花家舍的根基就是“人性的原则”，村庄的秩序和宁静都依赖于此，村民们互相揭发的信件，“将人性的阴暗、自私、凶残、卑鄙、无耻，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理想主义的美好幻象竟然以极端的人性丑恶为结局，对理想的拥有者真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那片美妙宏伟的“山河”，只能“入梦”。这是作品的所指。101成了悬在人们头顶上的利剑。简直人人都成了东厂的锦衣卫。谭在离开前，“花家舍”在格非的这组三步曲中，是必然出现的所在。这里，其实就是秀米、谭功达、郭从年们的理想的实现地。文中的花家舍，无论过去和现在，总带有浓郁的虚幻色彩，与普济代表的现实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去那里，总要经过一种跨越时空的距离和手段才能实现，《人面桃花》里如此，《山河入梦》也是如此。前一部中，秀米是在出嫁的途中被土匪抢到这里的，这个如桃花源般的土匪窝里，竟然也埋藏着建设大同世界的人生理想。这场劫难，对后来秀米的人生选择，也是一个隐喻。最终，秀米为它丢了性命。
    所以，“花家舍”是一个具有荒诞意味的“隐喻”，这种特质赋予了这部貌似现实主义的小说很明确的现代性。几代人追寻的社会大同，在本书中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花家舍”出现，这个近似变形的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对理想实现的讽刺。
    也许，这才是《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最根本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