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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分数的意义已经不再像在中学里那样是学生的“命根子”了。为分数而学习的大学生，一定是舍弃了博览群书的取向、自由探索的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着教材、讲义或者教室打转转。这样，与其说是读大学，不如说是读高四、高五、高六、高七。尤其在综合性大学还不会读书的话，大学算是白读了。 作为家长，同时也是身为有25年教龄的大学老师，我从未在分数上要求过杨肯。从大一一个学年的情况看，除了必修课和自己本专业的课外，杨肯还选修了王希教授、阎步克教授等主讲的历史类课程，并旁听了贺卫方教授的课，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尽管作为文科生在“高等数学”这门头痛的必修课上仅得了可怜的70分，但杨肯仍然在选修课、专业课上成绩优异，一个学年下来，在“牛人”济济的北大法学院160位同学中，排在60名左右。我觉得，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何况，在过去的一年，杨肯还一直主动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摄影，拍片，策划，剪辑，导演，设计，并在《中国青年报》、《散文百家》和《律师文摘》上发表了3篇习作。凡此种种，可能比高分数更有意义。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大一新生作为学徒的学步。大学4年，貌似很长，实际上，很短。尤其是“毕业季”的大四，大约是最“不靠谱”的一年：除了毕业论文、各色聚会外，或考研，或找工作，或联系出国，无论是校园还是内心，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因此，大二可能是4年大学生活中最自在的两个学期：度过了大一新生的好奇与兴奋，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的环境、节奏与方法，心态回归正常，思维开始活跃，有可能进入读书与学习的自由状态，从而可以在修习专业课的同时，或结合课业，开始自由地阅读、思考和写作。我很欣慰的一点是，从这个学期开始，杨肯有意识地主动亲近经典，把阅读《利维坦》、《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和《通向奴役之路》提上了日程。迈出这一步，可能就是大学读书生活的一个新起点，也意味着，迎接知识上的新挑战、学术上的新机遇。同时，我还期望杨肯能够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沉潜下来，精读，思考，比较，力求有所心得，并写出学术性的读书报告。因为写作是大学生的另一个基本的素养。 我总是跟我的学生讲，读大学，不在于读什么专业，而在于是否能学好，其中关键是学方法，因为一旦学会了方法，即可触类旁通；就文科大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技艺有二：其一是“说”，其二是“写”；能说，会写，能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准、综合素质和学术修养。如果一个文科生读了4年大学，到头来，连“说”和“写”这两关都过不了，大学就白读了，无形之中，4年就浪费了。 人的一生约略可以划分为3个大的时段：一是30岁之前，二是30～60岁之间，三是60岁之后。从“90后”新生代的可预期前景看，这3个时段应该各有侧重：第一个时段，只要条件允许，应该一鼓作气读完高级学位（至少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最好是拿下博士学位），同时再娶（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另一半。第二个时段，只要身心健康，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做事的最好时光，也是成就事业的黄金年华；至于60岁之后，应该是以享受人生为主。不管怎么说，每个人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大学4年绝对是前提中的前提、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大学生活的质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一生的幸福指数。 作为过来人，我还想特别提醒一点的是，与电脑、网络适当保持距离。电脑也好，网络也罢，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工具而已；如果反过来，一天到晚抱着电脑，电脑和网络就异化成我们的“主人”了。如此一来，久而久之，除了对视力的严重损害外，包括颈椎、腰椎，早晚得出大问题。（杨玉圣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