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动物中，我摸过最多的是兔子。但严格来讲，我很少摸完整的兔子。我所摸的都是兔子的皮——从兔子身上扒下来的皮。
    在我出生的地方，兔子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我的家人亲戚大多靠加工兔皮为生。从我记事起，兔皮就常伴左右。有新鲜的兔皮，毛的另一面布满红艳艳的血丝；还有搓了盐的兔皮，在温暖的日子里不会掉毛腐烂；也有晒干的兔皮，直挺挺，硬邦邦，需要浸泡一整天才能变软；甚至有进口的兔皮，冻成一个个大冰块，每个冰块里有二十张，说有二十张，就有二十张，外国人做事很认真。
    不管什么样的兔皮，都要一张张经过我们的手。浸泡，清洗，铲皮，下缸，下料，加热，出缸、晾晒，铲皮，配褥子，拉褥子，缝褥子……加工程序一道又一道，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等一张兔皮褥子制作完成，已不知被我们摸过多少遍。
    而当兔皮还在兔子身上的时候，被主人摸过几次？应该不会超过十次，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兔子被人一把捞起，后脑挨上重重一击，兔命归天，而后兔体倒挂，刀过脖颈，血流出来。众多兔子挂成一排，犹如一片白云，血雨倾盆。屠夫手持尖刀，刀走兔子后腿，游刃有余，皮肉分离，再把刀叼在口中，双手抓住兔皮的开口，向下撕扯，像脱袜子那样，扒下一张毛面向内，肉面向外的鲜皮。
    其实，这扒皮的场景我从未见过。我只见过那些堆积如山的桶状的兔皮。父亲作为资深皮匠，曾与屠宰场合作多年，他用淡漠的方言向我描述过这场景。家中有几把来自屠宰场的尖刀，非常锋利，证明父亲所言不虚。我们并不关心兔子是如何被剥皮的，我们只关心兔皮的质量。说来也怪，尽管我们那么需要兔皮，却很少有人养兔子。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邻居家养过几只，它们住在大铁笼子里，满身雪白，眼睛通红。
    田野里奔跑的兔子大多是灰色的。在还没有禁枪的年代，经常看到身背长枪的人在冬季的麦地里游走，他们被称作“打兔子的”。曾有个打兔子的说过这么一件事：大雪后的一天，他背着枪走在麦地里，突然发现前面有只兔子，大概已看见他，但雪太深，跑不动，只好把头扎入雪里，就像受惊的鸵鸟把头埋进沙堆。打兔子的用枪抵住兔子的屁股，扣动扳机，火药和铁砂爆发出巨大的威力，将兔子的身体炸开。雪地开出一朵红花。
    我一直对此事深表怀疑。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莽撞地开这一枪。我会抓住兔子的后腿，任它拼命挣扎，保留它完整的尸身，得到完美的兔皮和兔肉。也许，我根本无法体会有枪的人在面对坐以待毙的兔子时，那种不可抑制的开枪的冲动。
    如今枪已绝迹，人们用狗来猎杀兔子。我的姐夫养着几条能抓兔子的狗。夜晚，他骑着摩托车，带着狗冲向黑色的田野。车灯扫过，兔子的身影飞奔跳跃，像大鱼跃出水面。瞬间，人和狗一齐热血沸腾。饱食终日的狗终于有了发泄精力的机会，摇头摆尾地追上去。在姐夫看不见的黑暗中，狗抓住了兔子，并将其咬死，而后叨回车灯的照耀之下。姐夫曾赠我一只扒皮的野兔尸体，我带回石家庄，冻在冰箱里，过好久才煮了吃掉。煮熟的野兔有一股青草味，仿佛就是华北平原的味道。
    如果不是我执拗地读书，以极其糟糕的高考成绩上了个师专，又恬不知耻地混迹于城市中，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皮匠，也会成为姐夫的搭档，在漆黑的野地里纵狗逐兔。
    兔子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呆萌，善于流窜，又安于笼中，真是颓废而悲伤。恐惧之时，兔子也会叫，叫声好似婴儿的啼哭，听者终身难忘。兔子全身都是宝，我们最看重它们的皮。少年的我，坐在大太阳下的草垛上，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身边铺满接受阳光曝晒的兔皮。那时我肯定不会想到，我会成为兔子一样的人。
    在我数量不多的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困顿、沉默寡言的家伙，他们没有明显的性格特征，脾气“肉”，只有在喝酒之后，才能做出几件荒唐的事情。这些人就是远离家乡的我。师专毕业之后，我没有回家，一脚踏入所谓的社会。我拖着装满行李的箱子，走过城中村的胡同，找到一间出租屋，孤独地住下来，沉默地活下去。而就从那一年开始，写作成了我自慰的方式，带给我类似于射精的快感。我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下的第一个故事，没有半点虚构——在人潮拥挤的人才市场，我偶遇几个同学，而后我们整日混在一起，每天像上班那样去人才市场转悠，再去公园里闲坐，等待面试的电话。那是石家庄世纪公园，电视塔高高树立，就像这个城市勃起的男根。我们坐在地上，望着那个巨大的玩意儿，感到自己的渺小与疲软。
    夜晚，我们喝下几瓶啤酒，回到租来的房子里。我读书，或者在电脑上看个电影。无论干什么，内心的焦虑不可遏制。卡里的钱还有几十块，如果再没有工作，只能给家里打个电话，求父亲打上几百。我不是人才，更谈不上精英，只是人潮汹涌的大街上最普通的那个。我想，如果我不写作，那我就什么都不是，如果非要找个东西做类比，那就像上面说的那只撅着屁股等着挨枪的兔子。
    写作无法改变我的生活。而写作者特有的羞涩与内向只会让我生活得更糟。我写下三个朋友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觉的故事，我写下因为合租矛盾杀死房东老太太的故事，我写下失败的北漂者游荡于的北京街头的故事——无一例外，我写的都是自己作为一只兔子的生活。曾有评论家朋友敏锐地指出我写的是所谓的“蚁族”的故事，我同意，但对我这个对兔子有深厚感情的人来讲，还是“兔子的故事”更为准确。
    我就是一只急于啃食窝边青草的兔子。我也是一只渴望进入笼中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兔子。生活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宰杀。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谈不上梦想，我只是活下去，在自己气若游丝的写作中自得其乐罢了。
    从2004年到现在，我写下了一些故事。终于，这些故事组成一本书，算是一本小说集。对于写作者来说，如果生命中有几件事会让我们感到死而无憾，那这就是其中的一件。我会羞于将此书拿给家乡的人看，尽管对于“兔子”二字，他们会觉得无比亲切。他们不会关心我写了什么，他们只关心我拿到了多少稿酬，而这些稿酬需要加工多少兔皮才能赚到。当我把数目如实相告，他们会在心里笑我是个傻瓜。我对生活的斤斤计较，与他们如出一辙，这正是我的小说格调一直高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我不热爱故乡，却深受其影响，身上被她打满烙印。
    兔子怎么会“兽性大发”呢？书名中之所以加上这个成语，更多是为了与我所厌恶的“文艺清新风格”划清界限。兔子永远不会兽性大发，只会奔跑逃命，或者待在笼子里，等待成为一张兔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