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4年王国维先生引入“美学”概念至今，美学进入我国业已百十余年。此间，伴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幻，中国美学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复杂路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细想之下，又不得不承认，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与理论建设尚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热衷引介而轻于整理中华传统美学理论资源，倚重西方美学话语体系而视中华美学理论为其附庸等。中华文明历史久远，美学理论资源蕴涵深厚，而当今又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这一切都为推动中西美学对话，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难得机遇。
    纵览我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不难发现众多与美学相关的论述。例如，《乐记》有言：“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这番话明确指出了在自然发“声”和变声成“音”之间存在动物与人类的本质差异，阐发了审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正如此，当人类有步入物欲横流的物化深渊之虞时，《乐记》开出了发挥审美教育功能的处方：“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这不但从人性物化的深处指出了“悖逆诈伪”“淫泆作乱”之故，而且与前述观点相呼应，认为审美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保证。两者构成了一个首尾相接、明晰可见的理论逻辑环。在审美伦理化影响下，明末清初的归庄提出，“当先论其人，后观其诗。夫诗既论其人，苟其人无足取，诗不必多存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位诗人品行不端，那么其诗的审美价值就不能被认可。他还批评了《文选》将审美凌驾于道德伦理标准之上的做法，慨叹“精于论诗而略于论人，此古今文人之通蔽也”。
    当然，我国向有“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的传统，也体现为对审美独立性的重视。例如，明人屠隆在评价六经时，除了指出其不仅道理深刻，而且语言文字具有形式之美。他说：“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秾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这又涉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论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的表述之外，《诗经》以文学的笔触写道：“莫赤匪狐，莫黑匪乌。”这两者无一不比黑格尔的表述——“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形象生动许多。曾几何时，法兰西学院院士布封“风格即人”的名言席卷我国文艺学美学教材。殊不知，在他之前两百多年，明代李梦阳就以对书法审美风格的阐述，精准传达出“风格”之真谛：“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势也，字之体也。”这里的“字不同而同笔”或“体与笔”，对应布封所谓“风格与思想”，有效避免了钱锺书先生批评的基于“文如其人”来观照“风格即人”的认识窠臼与理解误区。
    除此之外，符号学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即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有着明确体现。例如，嵇康指出：“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这揭示了语言能指与对象物之间的约定俗成关系。程颐以“文义”与“文意”两个范畴对应能指与所指、语言的意义与含义之分，他说：“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而袁枚、郑珍等人则又从词汇角度拈出20世纪初索绪尔所及“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字字古有，言言古无”“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
    上述举隅，揭橥出中西美学对话以及探究中国美学特征之可能，昭告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之可能性。当然，这也面临诸多难题。其一，建构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的框架结构何在？长期以来，我们谙熟西方美学学科的概念、范畴、架构，在上述举例过程中也不难发现以中证西、以中填西的痕迹。那么，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应如何设计？我认为，这一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核必将是多元的，诸如和、仁、道、神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美学概念皆应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选项。其次，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之“中国特色”何在？中西方理论资源诞生、发展的时空条件不同，两者存有相通之处，也存在诸多迥异，发现并致力于挖掘两者核心区别，是建构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例如，我国美学传统中审美与伦理之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特征，使得我们吁求和推崇审美教育功能的立场，与西方自康德以降立足感性与理性之对立的初衷难相一致。再如，我国古人也有与“美在关系”思想相类似的观点，如元人郝经在论说诗歌创作技巧时指出：“譬如观山，诸山掩映，中有奇峰一二，则诸山皆美矣。一二奇峰，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润气，非楼石、剑门、少华，则不能。此绝句全篇，诗人所尤重也。”郝经肯定“实在的美”，却也认为存在不依赖关系的“绝对美”（如楼石、剑门、少华诸山），这与“美在关系”学说的提出者狄德罗，不仅在观点上存有异同，而且就观点生成方式本身也有较大差别。诸如此类，我们必须逐一厘清。上述两方面的工作，正是搭建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自豪地向世界展示“美学理论中的中国”。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载于《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