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热爱文艺批评的人，每阅读一件作品，毎评价一个艺术家，总是抱着敬畏的和尊重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当作品或艺术家的观念与自己相左时，所下判断也就格外谨慎小心，有时候甚至非常犹豫。之所以如此，大概有这么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每一个个体的艺术观念是不一样的，这才是艺术呈现出差异的根本驱动，但这也就预示着不能贸然以个人经验来审视个人经验，即便用来审视的个人经验看上去比对方显得“更真实”，一旦执行该个人经验，那也无异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实际起作用的恐怕只能是繁复的道德主义修辞，不会是“真知”；二是作品或艺术家的“真实性”，不是单纯的当前社会现实或历史现实，而是再度重构当前社会现实或历史现实的结果，归根结底还是艺术家此时此刻价值观的形象化和叙事化，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是价值理念。释解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冲突，便只能是普遍性经验和价值，而不宜以个体之矛攻个体之盾。这样一来，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既然不能草率动用个人经验意义的道德判断，不能粗糙启用自我中心的真实性，那么，谁是普遍性经验和价值？怎样才能植入普遍性经验和价值呢？
    说到普遍性经验和价值，人们马上有个条件反射，觉得普遍性经验和价值，就是他们要反抗的那个“文化规范”或“价值秩序”。于是，“十七年”怎么样，六七十年代怎么样，八九十年代又怎么样，这样的追问迫击炮似的会一直追索到当下，最后理直气壮地抛出答案，说正因为有了今天的个人主义，文学艺术才有必要誓死捍卫个人主义的合法性存在。道理自然不错。然而，价值取向的个人主义，如果没有用以建立我们共同的日常生活基础的思想，也就是说，个人主义失去了它赖以存身乃至丰富的现实依据，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也就仅仅是个人的精神事件，说得极端一点，第二个人也未必知道创作者那么痛苦地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更遑论撰写和发现一阶层一民族一时代的共性遭遇。那么，这样的作品或艺术家，根本上只是一个“孤例”，既没有个案意义，也无从谈起普遍意义。作品作为艺术便不成立，艺术家作为艺术创造者也不会成立。
    不过，问题的纠结之处不全在这里。它最为深远的支持者还不是文学艺术本身，而是来源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强悍的话语导向。联产承包制第一次有力地填充了无数个人的物质世界，在优裕自足的个体作业区，大多数的个人尝到了甜头。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个体也终于明白，个人还得为个人主义后果负全责。也即是说，当市场经济有一天终于未如人愿地变异成市场主义，随之而来的几乎所有社会风险、不确定性，都不由分说地由个人买单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个人主义原来是把双刃剑。这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深插在个人物质欲望的深槽里，不停地锯往深处和痛处，直到耗干生命为止；一面毅然决然伸向无限匮乏下去的精神空间，致使个体能量本无力解决的精神疑难永久性赤字，直至枯竭为止。
    然而一路卖命一路为梦想支付高昂代价的个人主义者的真正困境还不止于此。同为个人主义思潮下的存在之物，赚得经济资本的个人主义者与受制于基本经济需求的个人主义者，在争得个人主义支持上，完全处在不同的位置。前者不但可以在他们的本位上扩张其半径，而且一定程度还需盘剥乃至削减后者应得的份额来为其未来做更远的打算，后者实际上便处在个人主义受损者的地步。按照类似逻辑，社会资本也大致如此。当悬殊的经济资本转化成社会资本时，前者用以凸显其社会声望、社会身份的资本，绝大部分来自对后者的挤兑和预支。换言之，这时候，后者虽然不至在个人主义中消失，但作为成功预期的个人主义，却明显不太欢迎一个拖后腿的个体进入市场——这个本来就要到经济话语建构的机制中去，其结果，要么后者干脆敛声屏息甘愿依附，要么变成前者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刻意打造的意识形态的捣乱者和搅局者，承受道德主义修辞的驱逐与围剿。到此为止，前者的文化优越感终于战败了后者的文化诉求，而且往往是以文化秩序维护者的面目把后者推向边缘境地。显而易见，在一长串的环节中，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个人主义，尽管很明显两者绝非同一量级的个人主义。但这不要紧，只要谁在个人主义中胜出，谁就是这个时代拥有内在性生活的个体，紧接着，谁就有资格代言这个时代。
    我们听到最多的声音，即是如此个人主义声音，是以屏蔽他者为旨归的个人主义声音。
    毋庸讳言，与以往相比，这里的个人主义似乎要比先前更有拥戴者，也就更加符合艺术规律。正是这个很文艺也很审美的声音，支持着我们所见的大多数文学艺术骨架，我们也多数时候在该骨架的起承转合中，貌似主动地、积极地安排着我们的人生。经济学把这样的一个下放分包，叫增加绝对利润；社会学把这样的一个分解，叫社会分层；文化上，这样一个层层最小化过程，叫自我确认。当前的中国个体，之所以不同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宗法宗族秩序下的集体主义个体，也不同于现代中国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个体，亦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前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制个体，而是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至今天的经济主义个体。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物质重于一切一直是我们内在生活的实证性依据。即是说，我们所期许的内在性个体，因为所存身的社会机制的原因，并非建立在精神自足的基础上，而是被市场重新打扮。这就意味着我们实际受用的个人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对个人风险和个人不确定性没有完全预警的情况下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时候，经济学上无数次下放分包、社会学上无限分层和文化上接近原子化的自我确认所构筑的实际社会运行法则，吞噬了“国学”或“传统文化”中本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瓦解了现代文化特别是鲁迅思想传统中的怀疑精神和求真意志。说到底，我们今天的某些文艺批评，就其价值选择而言，实际上就摇摆在以上二者之间，是对分包、分层和自我确认的求证，而非质疑分包、分层乃至自我确认，并带领个体走出如此语境的思想言说。本质上说，这样的文艺批评只是事实描述，绝非价值叙事。而价值叙事，一定意义上需要对流行的个人主义的审视和反思。但审视与反思需要苦痛的体验和总体性视野，这显然不如干脆变成一个随物赋形的庸人主义者省事。
    我曾经撰文谈到，文艺批评的尊严要从根本上被唤醒，可能需要走出至少“四个规定性”——既有学科惯例规定性、既有知识惯习规定性、既有个人经验规定性和意识形态惯性规定性。但这只是就具体批评方法而说的。如果再做一点延伸，所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有必要转换为对支撑其好、之所以变坏背后社会机制的剖析。否则，言人人殊的“好”和“坏”，要么只会堕落成虚假的人格理想主义修辞，要么索性异化为一对一的掐架和使气。虽情绪饱满、热情很高，但到底只是个体事件。
    文艺批评要真正避免自欺欺人，要真正免除自说自话，要真正不止于自娱自乐，就不能变成永远咀嚼先哲前贤话语的乞食者，也不能一贯地搬运一些并非今天时代生成的文艺理论程式和知识，乃至成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学术制造者，更不能不加反思地一味沉陷在未经清理的个人主义假想世界里，而是要深深介入到当前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并说出今天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严重遗漏了的个体遭际、无助和无奈，因为它不仅是我们预期的个人主义的延续，还是我们今天继续需要个人主义的思想构想。
    这个角度，不妨说，今天的文艺批评其实是对承担着个体意义大厦的个人主义建筑机制的再度创造和丰富。直接说，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个新面孔，不同于传统的宗法宗族个体，更不同于计划体制下个体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惟个体而个体的个体，当然也不是以往诸种元素的混搭和简单合成，是对经济主义个体的彻底革命，也就只能是文化现代性，即人的现代化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