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以清史研究闻名，并通过“百家讲坛”赢得了大量读者。最近，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名为《御窑千年》，是一部简明的瓷器文化史，这不免让人有些诧异，难道他的研究发生了转向？
    “历史主要有三个面向，第一是人，第二是文，第三是物。这么多年我主要摸索的是前两个，也就是通过文献档案，来研究袁崇焕、努尔哈赤、康熙等历史人物，我觉得自己有个很大的缺憾，就是通过物来反映历史，这方面做得不够。”阎崇年先生告诉青阅读记者，他想“挑战自己”，从物入手，来探讨物和人的关系，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的关系。而最适合的“物”，无疑就是中国的瓷器。“在历史上，我们通过瓷器和世界对话。在英文里，中国和瓷器是同一个词，这是瓷器非常特殊的地方，要想理解大写的‘China’，就不能不懂小写的‘china’。”
    阎崇年先生说自己过去对瓷器“了解得太少”。其实，早在1992年，在海峡两岸开放后，作为第一批前往台湾访问的学者，他曾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洞库房，看到了许多珍贵的瓷器。“库房里恒温恒湿，箱子包着铁皮，每件瓷器都用丝绸层层包裹，用丝绵衬着，还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时的样子。”这次难得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前些年，在“百家讲坛”讲完《大故宫》之后，有观众建议他讲讲瓷器。从此他开始“备课”，一边大量阅读相关图书，一边借去外地考察的机会，四处看窑址。“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浙江龙泉，还有广西、广东、河北的窑口等等，‘南海一号’沉船的水下博物馆也去参观了，有的窑口只是遗址了，而像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现在还在烧瓷。”
    《御窑千年》集中谈的是皇家制瓷，对此阎崇年先生也有自己的考量。“为什么选御窑呢？瓷器的历史太复杂，各地的民窑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官窑和民窑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制瓷的官样从皇宫出来，是由当时最好的艺术家、书法家绘制的，民间没有这个条件。乾隆时期一年投入三万两白银，民间没有这个财力。一些制瓷的原料，比如清代的珐琅彩，一度由皇家控制，从进口到自行研发，特别昂贵，民窑也用不起。御窑瓷器，是精华里的精华，最能代表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工匠们的智慧。”
    阎崇年先生曾多次前往景德镇，逐渐了解到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从采瓷石、采高岭土开始，他目睹了今天的工匠们怎样把瓷土粉碎、淘洗、制成陶泥，怎样做瓷胎、绘画，以及满窑、烧窑、开窑等一道道工序。他经历过几次点火的过程，整夜守候，看工匠们如何凭经验而不是靠仪器来观察窑内的温度。他也见证了开窑之后，工匠们把瓷器抱出之时满脸的喜悦……“瓷器是工匠用血汗凝聚出来的。我亲眼看到，那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非常让人钦佩。”
    亲身经历的这一切，也让阎崇年先生把目光投向古代的制瓷工匠，他努力挖掘有限的史料，在《御窑千年》里向历史上的名工雅匠们致敬，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的督陶官兼制瓷高手唐英甚至专列一章。“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阎崇年先生感叹道，“他在今天相当于一个厅局级官员，下到地方，却能和工匠们一起劳作，从外行变成内行。而且他非常清廉，他有一句诗叫‘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品德非常高尚。这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公务员学习。”
    瓷器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在亚洲、非洲、欧洲都留下了鲜明的身影，并直接影响到西方历史上的“中国热”。阎崇年先生表示，古代的“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贸易的历史也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他说：“中国创烧的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仅是一条锦绣斑斓的彩带，而且是一座跨越四洲三洋的津梁。”同样，瓷器之路、工匠精神，《御窑千年》似乎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