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幼时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上海。由于父母在外滩工作，陈丹燕对外滩拥有深刻的童年记忆。多年后，外滩的故事翻转好几回，作家陈丹燕也写下《外滩影像与传奇》，从各个角度记录了外滩的历史。在她看来，无论是建筑还是文化，外滩的魅力在于上海作为历史上的通商口岸所赋予它的复杂性。
    
    上海外滩“万国建筑博览汇”
    外国人的图纸，中国人的工艺
    外滩的“万国建筑”是租界时代西方资本家对于上海的野心，那些大楼由外国人设计，但将它们建造起来的却是中国工人。
    “外滩的建筑综合了中国的建筑元素，因为它们是中国工匠造的。我看过外滩2号华尔道夫酒店的图纸，是纯西式的，但是中国工匠在造房子的时候用到的工艺完全是中国式的，比如那个房梁，看上去是西方的，但搭造的方式是中国传统的。”陈丹燕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外滩2号华尔道夫酒店
    “高大天花板上的西式的藻井，复杂的浮雕，都是中国工匠做的。但是在什么地方，与欧洲各地大厦的藻井就是不同，似乎比例和设计有什么改动，或者颜色，或者灯光。”在《外滩影像与传奇》一书里，陈丹燕这样写道。
    外国人的野心和图纸，由当时中国人的建造技术所实现。这种融合中西的建造过程让外滩的“天际线”在完成之初就拥有了“混血”的独特性。“我看过芝加哥的建筑，发现和上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芝加哥天际线和上海外滩天际线的建造时间差不多，但从规模、设计理念等方面，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是芝加哥现代建筑建设的辉煌时期，整个芝加哥建筑规模比外滩‘大一壳’，天际线也比外滩漂亮，但外滩综合了亚洲的元素，它的优点是因地制宜。外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通商口岸的面貌，有中国的元素。”陈丹燕告诉记者。
    外滩建筑的混杂性不仅源于建造时的中西交融，有时也来自中国人的梦想和意识。位于外滩23号的中国银行大厦于1941年完工，是外滩第一座糅合了明显中国风格的大厦，中国式的蓝色琉璃瓦屋顶以及中国建筑上的寿字纹为外滩的天际线增添了独特性，正如陈丹燕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中银大厦中西合璧的外观纪念了“资产阶级的工业中国的梦想”。
    上海人的“世界主义”
    外滩建筑群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独特魅力，其背后则蕴含了不同的人在外滩的交流和磨合，以及不同文化在这个地方的互相作用。在陈丹燕看来，这些融合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上海人所拥有的“世界主义”。
    “上海人有世界主义的胸怀。”陈丹燕告诉记者，殖民地时代通商口岸的外滩建筑，如今却被上海人接纳为自己城市的象征，这和上海人的世界主义密不可分，“上海人五方杂处惯了，所以不在意接纳外人，也许也不介意成为另一种人。”这种世界主义并非上海人天生拥有，而是在现实的世界中不断形成的。
    以洋泾浜为例，这条河流对外滩来说意义重大。最初，租界和华界以这条河作为界河，洋人和华人在两岸做买卖。在陈丹燕看来，洋泾浜是租界时代中西进行买卖的场所，也是不同文化彼此妥协、彼此影响的地方，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在洋人和华人做生意的时候诞生的。“在形成和使用这种语言的过程中，中国人学习着与不同背景的人共享一个城市的空间，摸索出相处的文明。没有它，就不会在中国诞生一个世界主义传统悠久的都市。”
    在书中，陈丹燕说，上海人“精明”、“乐观”、“守规矩”、“四海为家”。这种复杂的性格和租界时代同外国人的交往脱不了干系，也算是上海人的一种“世界主义”。洋泾浜早已被填没，但在那里发生过的交易和故事，却以某种形式流淌在上海人的血液里。
    口述史也是对外滩的保护
    外滩的“复杂”是它的魅力，也是上海的魅力，这种复杂不止体现在建筑上，也和在那里生活工作的人密不可分。陈丹燕认为，外滩在保留老建筑上做得很好，但大量的外滩历史却没有随着建筑一起留下来，这一点很遗憾。
    “如果某一块区域你只保留下来一栋老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就像标本一样。在这一点上，外滩做得很好。”陈丹燕说，外滩的整个街区，从道路结构到建筑都保留了下来，但是光保留建筑是不够的，“外滩的历史没有随着建筑一起留下来。房子在，但房子里的人的故事消失了。”
    陈丹燕的父亲过去在外滩18号的中波轮船公司工作，父亲和外滩之间有很多故事，在她看来，这些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是外滩的历史。“我父亲在这个中外合营的地方工作，他希望环境更有中国的特色，所以把家具都换掉，家具是木头的，但是他把它们做成了竹子的样子。另外，走廊里的灯都弄成灯笼的样子，这是我父亲对‘中国式’的理解，我觉得很有意思。”
    陈丹燕告诉记者，自己在写关于外滩的书时，常常会向父亲询问一些当时的故事，这对于她记录外滩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亲历那个时代的外滩的人，他们的故事也就是外滩的历史，留下他们的口述史也是对于外滩的保护。如今，陈丹燕依然在寻找这些人，希望留住他们的记忆。但是，想要留下更多的外滩历史，需要找到更多的人。“当时住在外滩的人，现在都搬到各个地方，很难找到。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够留下来的口述史是非常少的。”因此，陈丹燕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和她一起做口述史的工作。
    “建筑里的人是可以搬开的，但他们的故事应该保留下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保护的概念。”陈丹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