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接连问世。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多数文学史家将这一年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距今一百年。
    近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宝明就这场文学革命一百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张宝明著有《回眸<新青年>》《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文言与白话》等。继1997年的三卷本《回眸<新青年>》之后，他编选的十卷本《新青年》（普及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今年，他主编的五卷本《新青年》（典藏版）也即将问世。
    
    张宝明
    澎湃新闻：不少文学史家将1917年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亦有学者称文学革命最初的实绩是在1918年产生的，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随感录》，胡适、刘半农等人的第一批白话新诗。在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起源何时？
    张宝明：在编撰十卷本《新青年》时，我也常常会想到现代文学发生的这类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直是见仁见智。不要说文学，就是近代史的起点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前些年我与一位同仁关于1840年是不是近代史的起点做过一次讨论，双方都认为大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现在几种比较流行的现代文学史处理方法还是把新文学的起点定位在1917年，依据的是文学史发展与社会史发展的不平衡原则，因为在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两年之后，被视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才兴起。
    近年来关于新文学起点的看法有不断前移的倾向，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晚清文学改良与新文学之间的关联，比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就很有市场。就文学发展的延续性而言，这样的说法无可厚非，但一味将新文学发生的关口前移，实在没有必要。无论是“理论”还是“实绩”作为确立起点的标准，都比较牵强。
    就我自己的认识来看，将近现代文学和历史做出必然的、划一的、断然的判定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术平台的搭建就不失为一种富有创见的选择。我个人在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常常以“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这样的文字表述，至于在招生简章上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都无碍大局。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学科同仁可能有对1919、1918、1917、1915甚至是晚清等等不同起点的个人认知，但并不影响作为一个学科整体之知识体系再造、重建和共建。如果非要给现代文学确立一个起点，我更倾向于1915年，因为那一年一代名刊《新青年》横空出世，这也是后来文学革命提倡的主要阵地。
    澎湃新闻：“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文学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一句关键口号，它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今，文学界似乎出现“返文言思潮”，不光是一些高考考生“冒险”使用文言文，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倡“回归风雅”。您对此怎么看？
    张宝明：应该说，“文白之争”是《新青年》发起的一次影响深远，可以说是撼天动地的文化运作。我们知道，语言是一个民族或种族最为深层、最为坚固，也是最为厚重的文化内核。
    毋庸讳言，语言又是最顽固、最坚硬、最难啃的骨头。文学革命伊始，“新青年派”还是下了大力气的，用鲁迅的话即是打了几次“硬仗”。譬如，陈独秀宣称在白话文“正宗”问题“不容商榷”，非常强梁、硬气和霸气。胡适则以谦和、商榷的口气打出自己的底牌：以给文言“发丧”的形式为文白的“死活”判案。
    新文学提倡者将本土的白话书写形式与舶来的欧风美雨叠加在一起，“平易之文”和“高尚之理”相得益彰，从而以超越的情怀，将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现代性资源“一网打尽”。世纪初年，民主、科学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等等核心价值观念人气超强，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说到当下文化的“回潮”，我更愿意从文化层面上作“同情之理解”。这种对文言与传统文化的回顾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形成潮流。当“新青年派”用自然进化论的“科学”意念撬动着中国的加速转型，用“人事之律”置换自然科学的“物质之律”时，错位时有发生。
    其实人文科学是由“历时性”积淀而成的学科，它需要我们耐心的盘点、呵护、梳理，而不是根据时代的变动而“折腾”“倒置”。因此，当《新青年》一味强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时时相续、时时变易”（陈独秀语）的当口，《学衡》走到前台，为文言与传统辩护。如果说，《新青年》上倡导的白话文导向是在帮助寻找未来的路，那么《学衡》上对文言的坚守、守望与呵护就是在寻觅回家的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最近新出的一本小册子（《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里写下了这样的感悟：“新青年派，为故乡寻找灵魂的志士；学衡派，为灵魂寻找故乡的仁人。”当下的“返文言思潮”，不仅是对一种由于历史原因被放逐的语言形式的重新欣赏，更连接着对语言背后灿烂文化的想象，我们理应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
    
    十卷本《新青年》（普及版）
    澎湃新闻：在百年后回眸《新青年》及与其息息相关的文学革命，您认为我们最需要思考的是什么？
    张宝明：一百年来，《新青年》所激发出的“五四精神”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圭臬。
    无论是文化的良性发展和思想的健康运行，遵循的都只能是多元、“并立”与“竞进”演化规则，而不是排他性、压倒性的一枝独秀原则。文学、文化与思想，意在连续和传承，无论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不但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文化是多元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内，文化也应是多元的。只有多元的个性、风格才能呈现出竞相出彩的繁荣格局。
    一部人类文明史，便是对经典阐释和注解的历史。在这个注解和阐释中，当然会在继承中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典与阐释的张力。当年陈独秀曾经清醒地告知读者：“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鉴于此，他还非常理性地告诉新文化运动诸位同仁：我们既反对将孔子作为“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卢梭当作新宠，任何人及其思想都不能“定于一尊”，这是启蒙的基本砝码。遗憾的是，这些因子没有能在新文化运动中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