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姚文生
    谭盾 1957年生于湖南长沙丝茅冲，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曾获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奖、格威文美尔作曲大奖、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格莱美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专辑奖。代表作品交响乐《离骚》《风雅颂》，歌剧《马可·波罗》，电影音乐《卧虎藏龙》《英雄》等。
    印 象
    想象力成就先锋
    10月23日，谭盾率领广州交响乐团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了一场信息量巨大的音乐会。音乐与文学对话、东方与西方对话、古典音乐与现代科技对话、人与自然对话——两个小时的音乐会内容和意味异常丰富。交响诗《霸王别姬》把西方乐器之王钢琴与中国传统的京剧青衣进行混搭，创造出新奇的味道。与《霸王别姬》同台演出的，还有谭盾创作的另一部新作《风与鸟的密语》。他用笙、琵琶等六种中国乐器模拟鸟鸣，录制后上传到互联网。演出前，观众将这些声音下载到手机上，演出过程中谭盾引导观众用手机播放鸟鸣声，与台上乐队互动。这一做法打破了音乐会演出中“手机静音”的习惯，观众反而借助手机成为演出的一部分。谭盾认为，这两部作品展现了中国作曲家引领世界音乐新思潮的野心。
    音乐上的野心，对谭盾来说是一种常态。2001年，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获十项提名，其中谭盾占了两项，并最终荣获最佳原创音乐奖，由此一鸣惊人。除了奥斯卡奖，谭盾还斩获了格莱美奖、格威文美尔作曲大奖、巴赫奖和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奖，被世界十大中文媒体评为“影响世界的十位华人之一”。
    而谭盾“非主流”的一面却不为人知。他从湖南长沙的丝茅冲走到北京、纽约、巴黎；从捡牛粪、插秧的乡间走到文工团的舞台，最终将自己的管弦乐总谱钉在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墙上。
    从上世纪70年代创作起步，到引领先锋音乐创作至今，谭盾几乎尝试了音乐创作的各种形式——歌曲、钢琴、室内乐、打击乐、协奏曲、歌剧、电影音乐、多媒体音乐，乃至他自己发明的创作形式，作品总量达到90部之多。从传统乐器到大自然的石头、纸、陶、水，再到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终端的微信，似乎没有谭盾不敢尝试的东西。而且，他总能带着一种自然且深邃的态度，带领大家跟着他一起“玩”。
    摄影家肖全通过作品集《我们这一代》，对上世纪80年代的知名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影像建档，其中收录十一位音乐人，与崔健、窦唯、唐朝乐队等一众摇滚明星相比，谭盾仍是先锋。
    从1990年谭盾带着他的交响戏剧系列《Re》和《O》——第一次带领乐队与观众互动，到1998年推出第一个有机音乐创作概念——“玩”水，再到2008年他与谷歌公司合作在视频网站演绎网络交响曲，再到他把现存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女书”写入音乐，以独特的声像方式呈现十三部微电影，同时结合交响乐队和竖琴，从视觉、听觉角度来表现“女书”的书写、吟唱。谭盾每出一个新概念，都会让人从大跌眼镜的感慨到望尘莫及的叹服。
    新的东西一般都会伴有质疑声，曾有音乐家评价谭盾的音乐会给他留下两点印象：“一是技术花样层出不穷，但充斥着奇声、怪声，不能给人以美感；二是氛围怪诞，弥漫着野气、鬼气，使人茫然，不知所云……”然而作为高产的作曲家，谭盾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跨界的触角伸向多处。他说：“想象力是我们的财富。”在他看来，生活是一面镜子，一定要非常诚实地去观察生活，要花时间去观察，“想象力永远在那里，因为生活是在不断变化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琢磨它的变化，这就像你的想象力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用现代音乐嫁接国乐
    既让大众喜欢又不取悦于流行
    记者：《霸王别姬》是一部结合了钢琴与京剧青衣表演的双重协奏曲。您一直做传统艺术的大众化传播，如何找寻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代、在西方的落脚点？如何看待其内在的价值？
    谭盾：在创作初期，我们希望写出一部能够持续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巡演的作品。这对于作曲家是很大的挑战，要让大众喜欢，又不能仅仅取悦于流行。在创作时，需要让作品符合灵敏的潮流，同时让大众有共鸣。《霸王别姬》是梅派的经典剧目，用“乐器之王”钢琴代表楚霸王项羽，与青年梅派京剧艺术家肖迪进行合作，有种后现代的感觉。作为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肖迪现场演出从来不用麦克风，如同西方歌剧的演唱，和交响乐融合得十分真实。为什么选择钢琴？我希望以后所有钢琴家都要弹奏。现在出版商告诉我已经有八十多位西方钢琴家索取了乐谱，如果有这么多西方钢琴家来弹奏这个作品，如果有这么多青衣来配合这位钢琴家，那么也就可以说，活跃了京剧教育，促进了京剧和当代艺术的合作。以后肖迪会启动一项“一百个青衣”的训练工程，用新的方法将梅派艺术发扬光大。我还开玩笑说，以后各地都要演这个作品，青衣不够用了，我们还要会同梅兰芳研究所一起成立“青衣班”，提供很多青衣。这就有意思了，可以传承和活跃国学。无论肖迪，还是弹奏“霸王”的荷兰钢琴小王子拉尔夫·范·拉特，都是各自领域的教育家。起用两位教育大师来演奏这个作品，可以看出我们的“诡计多端”。其背后的深意耐人寻味。
    交响乐队为什么在每个作曲家手中都是不同的？一样的乐器，为什么由乐队演奏出来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玩”中国的国粹一定要外国人也跟着玩，也觉得好玩，就像中国人跟着贝多芬“玩”，是一样的道理。所谓传承中国国乐，一定要把国乐变成世界的智慧和世界的语言，进入世界的教育机构，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记者：《霸王别姬》和结尾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选段，分别来自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爱情故事。这样的安排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谭盾：中西方戏剧通过上下半场的对话，形成了一种拱形的戏剧结构。在现代作曲家的演绎下，虞姬可以转世回身。罗密欧转世是什么样子呢？开场曲目美国当代作曲家迈克尔·戈登的《罗密欧》带来一个3D的、科技的、机械感的、21世纪的罗密欧。莎士比亚写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后世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朱丽叶身上，迈克尔·戈登将重点放在罗密欧身上，表达一种冷酷、阳刚和重金属的感觉，与结尾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组曲形成强烈反差和呼应，形成一种文学与音乐的对话。
    让观众打开微信参与演出
    传统音乐必须适应时代
    记者：您的“微信交响乐”灵感来自哪里，指挥观众与乐手合作，感觉如何？
    谭盾：我的音乐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而我的生活就是微信。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微信；每晚则会在微信上写一篇日记。我一直致力于传承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我一直在想：我们要带到未来的是什么？要用怎样的媒介去捕捉这样一种穿越的灵感？直到有一次，在一场音乐会前，广播提示观众关掉手机，我突然想到，如果把手机全打开，又会怎样？
    最初在排练的时候，对于这种大胆的尝试，有些交响乐手会有所不解，认为我是个艺术神经病，因为我脑子里“穿越的音响”之前从来没人听到过。结果演出那天，深邃的低音提琴声音响起，微信音频一响，所有人都震撼了。好像是千军万马，好像是一亿只和平鸽在飞，突然就觉得剧院不是剧院了，而是漂浮在星空中间一种磁音信号。有一个拉大提琴的漂亮女孩瞬间就哭了，她一边拉一边流眼泪。第一次指挥完最后一个音的时候，我也被自己吓了一跳。那爆发出来的欢呼声，完全是摇滚演唱会的感觉。那一瞬间觉得很欣慰，原来微信可以让这么多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去分享音乐，实在太好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互联网生活对艺术的影响？
    谭盾：到底是音乐源于生活，还是生活源于音乐？我们现在的古典音乐要不要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我认为，古典音乐一定要和现代生活相结合。古典音乐过去总是引领潮流的，而让中国音乐在未来的世界乐坛引流潮流，应当是中国作曲家和交响乐团的重要任务。我们既要传承世界优秀的古典音乐传统，同时也要创造自己优秀的交响乐。如果到了这个世纪末，我们在世界音乐史上没有留下几部作品，中国还不能成为引领世界音乐潮流的音乐大国，那么我们的作曲家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在尝试将多媒介融入艺术表达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互联网的娱乐性和艺术的严肃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谭盾：我一直注重情感，能够让我的作品持续演出的那把金色钥匙就是情感。媒介更多被大众解读为“观念”，但最终表达的依旧是情感。我和很多创新者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我非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我非常了解古典音乐，因为我是指挥，指挥是一种专门的艺术，要了解各种语言，了解各种语言之间的对比。文学中有比较文学，音乐中的比较音乐学，就像指挥的工作。这两点个人的长处是我创新的优势，这种优势让我知道怎么把西方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演变成一种新的语言，同时不让这种语言与时代脱节。这是需要沉淀的，这里边有很多“道道儿”，被称为思想、技巧、哲学或者文化，但更多的是经验的积累。
    我的音乐越来越前卫
    但也越来越接地气
    记者：水滴的声音、陶土的声音、纸张揉擦的声音，都被您放进了音乐里。您认为自然界中任何声音都有成为音乐的特质吗？
    谭盾：任何声音都可以入乐的前提是，音乐家会如何感悟、接受这个声音。中国古代音乐家嵇康认为声音本身没有感情，之所以声音有感情，是因为心有情在。刚刚失恋的人，听见风索索树摇摆，他的眼泪就会流下来。而另一个刚刚新婚的人听到这个声音，没有任何感觉。声音之于作曲家，如同颜色之于画家。在普通人眼中平淡无奇的红色，通过艺术家理解之后在虞姬的额头上一点，那就不是普通的红色了，那可能是血液，是记忆，是眼泪。
    记者：您最近被评为“火星大使”，如果把谭盾的乐曲送上月球，您会选哪首乐曲？您觉得音乐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出现代和前卫之路？
    谭盾：我一定会写一支非常有意思的组曲。很多人把我的尝试看作是“颠覆”。其实在二三十年前，我什么颠覆的事情都做过了。穿各类奇怪的衣服演出，甚至颠覆到演完一首曲子把乐器都毁灭了。当我把能玩儿的形式都玩儿过了，我才发现，我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是人类的大使，地球的大使，不仅是“火星大使”。生命短暂，如果你这么热爱音乐，为什么不让音乐与心灵，与大自然有更多的交往呢？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的音乐越来越前卫，但是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贴近老百姓。如果我这辈子写音乐不把老百姓写进音乐史，那就是我的失败。对我来说，狗不理包子、煎饼馃子也都是音乐。
    谭盾口述
    我写交响乐《霸王别姬》
    我十几岁在湖南京剧团工作，拉琴、指挥，演《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磐石湾》。从那时起我就坠入了京剧的“情网”，可以说，我喜欢京剧是在喜欢交响乐之前。
    1993年，电影《霸王别姬》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金棕榈奖，一下子让全世界都在谈论梅兰芳和《霸王别姬》，又重新点燃了我对于京剧的迷恋。于是，当全世界都在庆祝梅兰芳京剧艺术“双甲”年时，我有了创作一部京剧青衣与钢琴的交响诗的想法。
    说起双重协奏曲，我做了很多研究，也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梅兰芳的剑舞对我影响很大，京剧艺术把武术植入其中的这个概念，使得我后来跟李安设计创作《卧虎藏龙》的音乐时，也深受影响。我认为，将武术植入京剧，更能使全世界都知道什么是中国武侠的精髓。后来在《霸王别姬》的创作中，我侧重于梅兰芳的剑舞对于作品的重要性、启迪性，为钢琴独奏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我读过梅兰芳的很多故事，特别是1930年他与卓别林在美国的会面使我感触颇深。当我在纽约百老汇剧院和大都会歌剧院徘徊时，脑海中总能浮现出多年前的画面。梅兰芳的身影就在这个地方游离、飘浮。我假想着梅先生跟卓别林在那里谈京剧与电影的风韵，谈钢琴与青衣的对话。所以，到了庆祝梅兰芳京剧艺术120年“双甲”年的时候，我就有了创作钢琴与梅派青衣双重协奏曲的欲望。广州交响乐团约我写这部作品后，我开始创作时，主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既能保持这部作品的特点，又能让外国人，让全世界的交响乐团可以参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需要技巧性。包括如何让音乐从配器到呈现都具有交响性，让音乐家有很强的参与感，演奏起来很有劲儿，构思了很长时间。
    这部作品的第一稿，钢琴部分由王羽佳演绎。我考虑是否弄点儿激情澎湃的，后来又觉得不完全准确，所以我在寻找一个平衡点。《霸王别姬》中的剑舞，是梅兰芳先生的精心创造。我把梅兰芳的剑舞结构也引入与钢琴的对话中，形成了舞与音、刚与柔、剑与情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