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俊嵘在修复乾隆御稿箱
    他们对巨浪般的赞誉宠辱不惊
    晶报：你近些年专注于非虚构写作，怎么会想到接下这本影视书的写作任务呢？
    绿妖：编辑找我的时候，一开始我是拒绝的。现在影视书太多了，片子火了，就做一本相关的书，我不是太有兴趣。后来看了纪录片，因为我之前也做过民间手工艺人的访谈，对这方面的话题很有兴趣，于是就赶紧给编辑打电话说“这个一定要找我，找别人不行。”
    晶报：真正与这些师傅们一起工作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绿妖：让我吃惊的是，纪录片火了之后，这些师傅的心态并没变，要知道他们已经是千万粉丝级的“男神”了。但他们还是很淡定，对网络上巨浪般的赞誉宠辱不惊。这种定力才让人敬服。
    晶报：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超出常人的定力？
    绿妖：我的不少朋友，可能每年都在换项目，什么热门就做什么，随时准备站在新的风口浪尖上大显身手。而这些师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做通了，就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把技艺传承下来
    晶报：这些师傅们的日常生活会和普通人一样吗？
    绿妖：我遇到过两个修复师，他们面对一辆瓦片坏了的自行车，讨论各种方案，最后在瓦片上打了一圈铆钉，修旧如旧。这让我觉得手艺人的世界特别可爱，他们对待一件事情特别慎重，要么不做，做就做到最好。我们的观念可能是东西坏了就丢，他们是坏了就补。
    晶报：听说以前对文物的修复是“拿文物补文物”。
    绿妖：对，裱画尤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拿文物补文物，比如民间的清末的旧纸，但现在都不允许了。所以材料上大家一直在想办法，想各种办法去订做。我在书中写了书画组的杨泽华，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做的事，这个事可能在我这一代解决不了，但后面还有人继续。他这种愚公移山式的精神特别打动我。
    他们的时间观念特别的宽广、绵长，这也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晶报：想听你讲讲具体的故事。
    绿妖：比如修复青铜器的王有亮师傅，他的师傅修过包括“马踏飞燕”在内的很多国宝，但老师傅们从来都没跟人说过这些，他们只会跟徒弟讲修复的技术，比如这个东西我是怎么修的，用的是什么工艺。仿佛他们修的不是国宝文物，而是在修一个凳子。太有境界了。
    摹画组是受现代工艺冲击最大的一个组，上世纪80年代有20多个人临摹画作，现在有了现代印刷，临摹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曾经问巨建伟师傅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一个冷门的行业？他说，冷门热门是一种利益的考量，最重要的还是把技艺传承下来。我们不是做生意，不用跟别人比。就像古人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我就觉得他虽然还很年轻，但境界很高。
    跟他们在一起，你会觉得，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万马奔腾，他们在宫里却是不为所动。我们喜欢的不就是这种淡然吗？职业修为也会影响性格。
    不计较一时的得失
    晶报：故宫的工资不太高，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
    绿妖：我记得闵俊嵘师傅就给我看他2005年的工资条，月薪1470元。这点钱是难以糊口的。没错，仅从钱上考量是留不住人的。但在一个领域做通了就不一样。比如小闵，做漆器,后来也修古琴，人家说，你连琴都不懂怎么修，他就去学琴，师傅说你既会修又会弹，不如自己做琴，现在他就开了个工作室做古琴。所以，不能只看一时的得失。上天总会回报的。
    晶报：你认为什么是工匠精神？
    绿妖：工匠精神并不是随着工匠这个职位分发的。三年学徒训练的是各种规矩。我们古语也说，“大匠可以教人规矩，但不能使人巧”。通过学习这些规矩，可以通达精神。自古手艺人在技艺传承上，都不赞成理论先行，必须手上有功夫，从身体开悟，再到精神。
    师承制仍在继续
    晶报：我们古代的手工艺人都是师承制，从小拜师，但现在年轻的修复师都是毕业于科班院校，这个师承制还存在吗？
    绿妖：现在还是师承制，徒弟毕业要当三年学徒，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毕业。跟以前是一样的。
    晶报：在修复技艺上，会不会受西方修复技术的影响？
    绿妖：故宫有自己的理念，自己选择修复方法，一般遵守各科室的原则，以前老师傅是怎么做的，现在还怎么做。对于新技术的采纳比较谨慎，比如有一个技术承诺能保持50年，可是50年对于那些千年文物太短了。
    晶报：年轻人毕业于艺术院校，追求艺术理想，进了故宫会有理想和工作的矛盾吗？
    绿妖：年轻一代还是有时代的特点。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像屈峰做雕塑、闵俊嵘做古琴，上班时间他们是修复师，下班后他们都还可以做自己的作品。这也是年轻人和老师傅不太一样的地方。
    择一事，终一生：我在故宫修文物
    谢晨星
    遇一人白首，择一事终老。这是多少人毕生的追求和梦想。去年，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然在网络上火了，这部纪录片的对象不是那些名震四海、价值连城的故宫文物，而是隐在文物背后的修复匠人，也就是文物修复师。
    在纪录片播出之后，作家绿妖奔赴故宫，与这12位文物修复师一起上下班，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并将他们的口述写成同名书籍《我在故宫修文物》。上周末，绿妖带着这本书来到深圳西西弗书店万象城店，为市民讲述了这些匠人们的故事。
    文物修复师作为手工艺者，是传统中国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中“工”的阶层，在当时社会的地位并不高。即使是最著名的古代手工艺品，我们都不知道设计者和制造者是谁，更别提从事修复工作的匠人了。但千百年来，他们通过师承制默默地将古老的技艺一代代传至今天，甘做文物背后的人物。
    这部纪录片播出后，这些修复师突然走到了幕前，成了文物修复界的“天团”，让古老的西洋钟重新报时的王津、为修复古琴表面的漆层而学会演奏古琴的闵俊嵘、从雕塑系毕业转入纯粹文物修复的屈峰……他们和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所到之处充满了围堵的粉丝。
    相比纪录片，图书版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更侧重于每位修复师的个人经历和体悟。故宫修复技艺在当代的无奈，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外物质的诱惑，对精神理想的坚持，都在各个师傅的口述中得到表现。
    修复师们的人生与文物交织在一起，文物影响了他们的精神，他们也用自己的技艺赋予文物新生。就像钟表室王津师傅说的：原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修好恢复功能后，看到它的表演原来是这样，心里挺有成就感。别人知不知道谁修的无所谓。修好一件东西的机缘很复杂，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有的人这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
    提到图书与纪录片的不同，绿妖表示：“文字和影像是不一样的，影像是高度概括，转瞬即逝的，一个人可能只出现一分钟，这个人足够饱满的话就会有很多信息释放出来。但阅读是缓慢的，你可以用上千个字来描述一个感受。我选了一些纪录片里转瞬即逝的修复师来写，他们也特别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