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 舟
    
    王苏辛
    和成长结合起来的阅读更具生命感
    王苏辛（青年作家）：我刚刚看到一个评论家的对话，从他们的言谈当中，我大概感觉，有些人或许是被阅读趣味灌溉的作家。我可能没有这个过程，我的阅读是和成长结合在一起的。
    弋舟（青年作家）：你可能大致说出了作家的两种形态。怎么说呢，我自己差不多也是这么一个来路，但我现在渐渐对自己感到了些许遗憾。被阅读趣味灌溉有错吗？当然不，但现在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此生长，似乎有些“人工”的亏欠 ，譬如被一把水壶侍弄出来的植物，总是不如栉风沐雨来得更令人心动。在这个意义上，和成长结合起来的阅读，在我的理解中，或者更具生命感吧，即便长得很蛮横，也蛮横得比较可爱。
    王苏辛：在某一段时间内，如果生活出现问题，我写出的东西大概也会显得缺乏耐心。“写不下去”，其实就是指这种状况，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些刚刚开始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知道，可以开始新的阅读了，或者必须去阅读了。
    弋舟：在我的经验里，许多作家的阅读是直接作用在创作上的，即时转换。你的这种方式，没准更符合阅读的本意——让阅读先作用于生命，然后再转化为写作。
    王苏辛：我的理解是：一个作家，被阅读趣味灌溉没有错，但这个阅读趣味可能要适合自己。这就要求写作的那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了解自己，不仅了解自己的过去，更要了解自己在不同阶段的面目，以及如何适应不同阶段的自己。这样说起来，被阅读灌溉的作家，其实和那种与成长结合起来的阅读、写作者，仍是走在同样的一条大路上，写作最终是通向生命的——那就是在写作中养成自己。你说的“专门的语境”是指文学概念或者某些理论吗？还是仅仅指常识引起的陌生感，会让你觉得无法尽快进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你来说，是更喜欢单打独斗的状态，还是和群体站在一起？
    弋舟：这个“专门的语境”除了你说出的这些内容，更多的，我可能是在说一种感受，一种“端起来说话”的腔调，一种习焉不察的傲慢，还有隐隐自得的态度，等等吧。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呢？作为一个人，说人话，不就是我们那个根本的话语体系吗？可我们有时候太把自己不当“人”了，时间长了，不知道别人什么感觉，我是会有点儿烦，有点儿讨厌那个不说人话的自己。
    遇到准确的事实，几乎就是小说写作的“硬道理”
    王苏辛：说到“端起来说话”，倒让我想起之前看你的小说，比如《等深》中茉莉和刘晓东的对话，会觉得人物有些累，他们驮着巨大的包袱在走，但是到了《随园》，或者说整个《丙申故事集》中的小说，我发现你把人物身上那种比较显眼的负累撤去了，而是将其融于整个环境之中。于是环境的改变也是人物改变的一部分，大的环境因为这些看似芜杂的情绪和负累反倒多了一些层次感和活力，人物本身显得整洁、明朗，小说的前路因此更觉开阔。
    弋舟：文学之事就是这么微妙，当我们反对什么的时候，马上又会觉得自己可能错杀了什么。仔细琢磨一下的话，你又会发觉，文学本来就是一件需要“端起来”的事，否则它几无意义。这还是要分具体的语境和文本。老实说，这的确有点儿累人，我们都太过“知识化”了，我们“太文明”，“懂得的太多”了。你对我小说的阅读感受，如果将之视为一个表扬的话，我只能将“进步”归功于时间，现在写的比以前“好”了那么一点儿，这是时间之力，是生命本身的朝向。将人放置在环境里，这事儿，也只有时间能教会我们——原本我们恐怕是没有学好如何恰当地在世界中摆放我们。
    王苏辛：其实“好”的东西千姿百态，但和“自己”有关的好才动人心魄。所以我可能无法觉得这只是“时间之力”使然，而是拥有时间的人自主的选择，是他们的心让他们走向了自己的“信”。再回到你刚才那段话的前半截——文学是“端起来”的事物，但这个“端”仍然还是作者呈现出的诚恳的自己，或者说有良心的自己，在这个基础上，“端”才有“端”的价值，否则，或许就是伪饰。
    弋舟：没错，这是大的原则。但在这个大原则之下，我们得始终警惕不要让自己被“大”绑架。你的这些表述，我相信是诚恳之语，但它略微“鸡汤化”了点儿，“伟光正”，颠扑不破并且天然地拒绝被否定。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样来表述，风险太大，听懂了的没问题，没听懂的，可能会是个误导。而且，这样说话还是轻易了一些，就像是在说晚上要比白天黑。
    王苏辛：你说“鸡汤化”，我的理解是那段话使用的多是概括性语句，而这些东西，它们得遇到恰当的时机，遇到准确的事实，才能有它自身的意义。我刚才说到那些，其实是在你的小说中看到了这个东西。
    弋舟：当一些似乎不言自明的理念“遇到准确的事实”时，它也许才能成立，否则，它也只能“不言自明”地闪闪发光。这也是我开始警惕一个小说家四处布道的原因，你所布的那个道，唯一需要遇到的是你写下的作品，那是你的“准确”所在，是你永远应该追逐的第一“事实”，否则真是有夸夸其谈之嫌。而“遇到准确的事实”，同样隐含了某种更为深刻的小说伦理，遇到，准确，事实，这三个词，实在是充满了力量，连缀起来，几乎就是小说写作的“硬道理”。这本集子取名为《丙申故事集》，本身就是在向时光和岁月致敬，那么，与过去重逢，回溯与检索，不就是时光的题中应有之义吗？时光是有力量的吗？嗯，这个倒是可以不证自明的。
    王苏辛：我突然想到，似乎“重逢准确的事实”更适合。事实其实一直都在，作为那些想要看到更广阔天地的人，我们随时可能与它重逢，甚至随时准备着与它重逢。
    写作也可以是阅读，阅读也可以是写作
    弋舟：在我看来，我们的那个“自己”往往是面目模糊的，有时候，不是我们在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阅读，是阅读在某一刻击中了我们，让我们的那个“自己”觉醒：“哎呀，我遇到了我！”这正是写作与阅读的秘密，它被我们寻找，也强力地寻找着我们，找到了，捕捉住，于是我们的那个“自己”才如花绽放。这可能是一个发掘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塑造的过程。发掘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塑造是因为拜它所赐。那个写作的人如何随时随地了解自己呢？喏，他只有随时随地地去阅读和写作。
    王苏辛：人是先遇到事实，再遇到自己。可以说，我通过你的小说《随园》遇到了自身的那部分事实，也正是这部分事实让人有可能进入那些潜意识中，但可能还未彻底揭开其面纱的世界，如此，阅读有了意义，这个意义就像你前面说的那样——我们遇到自己的“阅读”，惊呼，“我遇到了我”。
    弋舟：“没有那样的经历，便无法理解那样的作品”，这样的认知方法，显然很大程度地拉低了文学的意义，几乎算是消解了文学存在的理由。如此说来，我们压根没法理解孙悟空跟贾宝玉。当然，尽可能多一些地给不同的阅读者提供发现那个“自己”的可能，应该也是一个小说家的追求。见山见水，你得写得有山有水。
    格非先生说这本集子写得有“密度感”，在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兑现。一次跟他聊天，他就说起过小说“密度”这个话题，他举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一把椅子，如果它的材质结实，是密度很好的木材，那么，即便它打得不漂亮，价值也高于一把漂亮而薄脆的椅子。我觉得，此间确有真意。所以，这本集子我力求让它结实一些，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就是让它紧密地与现实关联，让它生长在现实的根基之中。我得学会尊重“铁打的事物”。动辄让人坐着毯子飞起来，我现在不大热衷了。
    王苏辛：格非老师那个比喻对小说的叙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说家不可能把三维的世界压扁来增加密度感，而只能写出一层层递进状态的事实。要抵达如此结实和茁壮的密度感，可能需要“剥洋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与准确的事实重逢，甚至写到后面，作者本人也会因为这个小说，明白了一些自己过去不甚明白的东西。如此，写作也可以是阅读，阅读也可以是写作，生活因为精神层次的递进和辗转，有了密度，我想，这或许是你说的“尊重铁打的事实”的最大的意义。就像我读《发声笛》的结尾，发现你把小说的点落到人物青少年时期的样子，那个唱着歌的人，身上充满未经反省的荷尔蒙，但这样的他，或许是目前的他人生如此这般的源头。再说到小说之外，正是不断的“回去”，不断回到那个“朴素”少年，生而为人才不至于总是积累歉疚，而是用不断的进步，来提炼出那个更好的自己。
    弋舟：那当然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我们的眼里盛放得下更多的“事实”，需要我们有能力去“准确”地与之“重逢”。而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暂时放弃自己既往那种无度地将世界“虚拟化”的习性——山就是山，是石头和植被，不要再去条件反射一般将它比附为“一堆音符”什么的。你所说的“层层递进”和“剥洋葱”，在我看来，就是逻辑的能力。不讲逻辑难道不是更轻易一些吗？尽管那样看起来似乎显得高级一些。抓铁有痕，轻盈或许才真的能够轻盈。对“现在进行时”的重视与尊重，必定导致我们重视与尊重逻辑，因为，由此我们不得不去重视与尊重“现在进行时”的根由——它是如何这般与只能这般的。
    如果重新尊重世界的整全，许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
    王苏辛：你说“层层递进”和“剥洋葱”在你看来就是逻辑的能力，我觉得还不止那么简单，可能还要看是“文本逻辑”还是“事实逻辑”。如果是后者，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但很多时候，前者的出现会像烟雾弹一样，让人误以为自己转过去了。《丙申故事集》中的逻辑当然是“事实逻辑”，你似乎无意去呈现某一个饱满的点，而着重在呈现事物的一整面，尤其是《随园》，也包括《出警》等小说，都不是单独在写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而是尽可能呈现一个打开的世界，阅读者可以从这个世界中选择一个自己的点进入。我很好奇：这样去打开世界的你，在前进时，如果不自觉遇到一堵坚硬的墙，是如何处理的？
    弋舟：世界真的必须被拆分为“计划中的世界”和被“一堵坚硬的墙”挡住的世界吗？逻辑呢？是不是也真的非要开列出文本和事实的不同？我们做出一个判断，一定要想清楚它正反的两面吗？当然，这些都没错，而且是我们的强项，习与性成，几乎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展开辩论的利器。但是对此，我真的有些疲惫了，那种没来由的雄辩欲终于令我心生厌倦。更为关键的是，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左右开弓的智力”，还会磨损我们行动的能力，让我们丧失对直觉的信赖，陷入过度思辨的泥潭里空转着自己的道理。所以，现在我写小说时，宁愿让自己更混沌一些，可能这样的态度，反而如你所说，更有利于“呈现事物的一整面”。世界从来都是“一整面”，是我们的聪明劲儿把它搞成了碎片。我得让自己恢复一下视力。一个婴儿看待世界会那么复杂吗？糖是甜的，有幸福感；药是苦的，令人难过。做出这些判断时，他不会聪明伶俐地想到糖吃多了蛀牙，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不辩论，辩论对他而言跟不讲理是一个意思。如果重新尊重世界的整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动机，就会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许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我们能够对话，不是基于我们的分歧，是依赖那个“一整面”的世界对我们基本的笼罩。
    只有一个世界，你以这样的心情去处理它，“突然”的东西就很难对你形成干扰，即便为之震惊，也会理解那是被“注定了的震惊”。
    王苏辛：世界确实是“一整面”，我们也始终被这“一整面”的世界笼罩，但如果这“一整面”世界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写作的驱动又在哪里？我们如何确认自己感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婴儿看待世界不会那么复杂，但我们的眼光无论如何不会是婴儿的对吧？“能婴儿乎”，是一个“能”的过程，这个过程，才是写作的意义不是吗？写这个“能”，也才是“重逢”吧？
    弋舟：这“一整面”如果对谁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写作就只能对自己发生意义，对他者必定无效。写作的意义，今天在我看来，已经不再是将写作者从世界上区别出来了——那就好像是得到了某种特权，被专门遴选了一样，多狂妄。今天驱动着我的，也许正是那个让我“与人类相同”的盼望，这是对于狂妄的矫正，是对无知的反省。我们当然是独一无二的，这差不多不需要辨认，人性中自以为是的那一面从来都怂恿着我们自我的夸大，但这个独一无二，能大过世界的独一无二吗？“重逢准确的事实”，也许就是勒令我们回到事实当中，历练写作者的所“能”，不要一往无前地虚妄下去，“复杂”下去。与事实准确地重逢，与本能准确地重逢，有益于我们抵抗虚无。当然，这个动机看起来本身就那么虚无——因为我们差不多早已丧失了分辨事实的能力，我们“惯于愚蠢地将换喻当作发现，隐喻当作证据，把连篇废话当作妙语连珠，把自己当作先知……”
    王苏辛：在《丙申故事集》中，我时常感觉到人物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物的变化，给了小说的力量即使在文本结束之后依然滚下去的可能。
    弋舟：写作会有失控的时候，但集子里的小说的确是我明确控制出来的结果——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确据。我不想让这本集子太过“奇崛”，但我又无法接受它彻底的平庸，于是“日常”是它的底色，在局部上，竭力跃身而起，去够向自以为可以企及的屋顶。这也是我写作时的真实姿势——我真的是写一写，就会自己在屋子里跳着去摸摸天花板。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只能日常地坐在电脑前。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一如你所说的一年四季，夏天不应该成为否定冬天的理由，而秋天也无法抹杀春天的价值。这才是我的丙申年，这才是世上的丙申年。如果说，我一定想通过这本集子表达什么，那么好吧，我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服从。至于表达得怎样，是否达标，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与服从的愿望相悖，我想，所谓服从，就是接受结果，它一百分也罢，五十分也罢，我都服。不服你也没法再过一遍丙申年。这样的认识，就是我眼里“准确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