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 1922年出生。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主持起草我国首部《文物保护法》，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首次明确提出“文物”定义。
    
    谢辰生题写校名的天津文化遗产课堂
    印 象
    文保大事件中
    总有他的身影
    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有高峰存在，他们可以引领众人攀登，从而形成群山环绕的盛世景象。当今文物界提起谢辰生这个名字，就如同在国学界提及饶宗颐，在红学界提及周汝昌、冯其庸，在词学界提及叶嘉莹一样，人因事而名，事因人而达。
    即使已经95岁高龄，谢辰生先生仍未脱离倾注了自己70余载心血的文物事业。回望历史，1949年以后的多数文保大事件中，都能清晰地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
    今天我们所遵循的《文物保护法》，最早正是由他主持起草的；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物”这个词，最早正是由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中定义的；今天我们在各大博物馆看到的书画、文物精品，也是由他负责组织协调的七人小组踏遍全国各地鉴定的；今天的“文化遗产日”，又是他在关键时刻力促设立的……如此功高德硕，谢辰生先生却坚持认为，他自己只不过是一名“痴迷于文物保护的老兵”。
    今年春节过后，笔者前往北京拜访谢辰生先生，眼前的这位老者，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那会儿他刚刚搬入新居，这也勾起了他关于家的回忆。
    尽管岁月匆匆，但在谢辰生先生的心中，关于家的最早记忆永远留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天津，至今他仍能随口说出几句纯正的老天津话。从身边的达官显贵、下野政客到大学者梁启超，再到周叔弢家、吴玉如家；从曾经的各国租界到老城里、河北新区，再到在刚建成的回力球场吃冰淇淋、喝汽水，八九十年前天津海河两岸的风物，历久弥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聊到尽兴处，谢老还会搞个“突然袭击”式的提问：“你知道魏小辫儿是干什么的吗？”那种天津人特有的自豪和幽默，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和熟悉。
    天津岁月
    由此走向寻求真理之路
    据谢辰生回忆，他家祖籍江苏武进，自祖父谢仲琴始迁居河南，并在此结识了尚未发迹的袁世凯，二人义结金兰（谢年长于袁），这才有机会来了天津。
    自跟随袁世凯至朝鲜平乱，到反对袁称帝而辞归故里，谢仲琴只任幕宾，终身不仕。天津是袁世凯北洋势力的发迹地，所以谢仲琴去世后，谢家子弟多落户津门，以经商为生。谢辰生的父亲谢宗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因颇具乃父之风，被徐世昌招入总统府任秘书。
    谢辰生出生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父亲已任吴佩孚军事参议处财政组主任参议，远寓洛阳。1922年，才几个月大的谢辰生被母亲抱来天津，寄居在三伯父位于意租界的家中。这幢小楼，毗邻意国领事馆，与梁启超饮冰室、曹禺家亦只有一街之隔。在谢辰生的童年印象中，二伯父在日租界的家、英法租界的金融商业区（今和平路）也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偶尔也跟着家人到“上边”的老城里、宫南宫北大街、估衣街，或访友，或采购，或听戏。乃至时隔八十多年，在笔者操持主办的“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上，谢辰生与周治良（周叔弢之子）这两位老天津，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曾经的景象。
    记得那天周治良说：“我是天津生长的，从小在天津。我觉得当初保护应该把城区按区域保护。你看天津有九国租界，另外还有一个老城，这是天津的特色，在全国独一无二……那时候一过金钢桥，马上是天津的中国式样。天津卫原先有好多好东西。”谢辰生也说：“金钢桥要是没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绝对够格。”
    1927年，谢辰生的大哥谢国桢跟随恩师梁启超到饮冰室协助编写《中国图书大辞典》，同时教授梁先生子女读书。谢国桢是著名历史学家，曾以头名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国维书扇面绝笔就是写给他的。这位年长于谢辰生20岁的兄长成了他的历史启蒙老师。1928年母亲在津病故，大哥又经恩师引荐到北平图书馆工作，谢辰生的内心倍感孤独。
    同年，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商震被任命为首任省主席，谢宗陶受命组建河北省银行（前身为天津官银号），谢辰生被接回北平读初小。几年后，河北省会迁回天津，谢宗陶因担任省主席于学忠秘书，租住在天津河北新区，谢辰生进入秀山小学读高小。短短十年，从租界到新区，生活半径几乎涵盖了半个天津，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对天津如此熟悉。
    高小毕业后，谢国桢主动将这个弟弟接回北平照料，安排入四存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当初谢宗陶协助徐世昌所创办，林家翘、梁守磐、邓稼先都先后就读于此。良好的学校教育，又有时常往来于大哥家中的刘盼遂、王力、容庚、吴其昌这样的大学者时时提点，为谢辰生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学功底。
    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国难当头，父兄远走。十五六岁的谢辰生深感国与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救国图强之心日盛。2015年，谢辰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动情地写道：“今日之青年也许永远无法理解我们那代人火一般的爱国心。季羡林先生曾言：‘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份情怀，只有真正经历过‘国破山河在’时代的人才能体悟，才知珍惜。”
    谢辰生开始萌生参加革命之意，并影响到了天津的九弟谢国权等人。他决定于1942年从天津英租界马厂道（今马场道）的家中，与谢国权、谢莹（谢国桢之女）秘密奔向延安。由于路费短缺，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英国自行车，掩护弟侄先走，自己与另外两名同学同行。怎奈炮火连天，行程受阻。
    “待我历经千辛万苦到了西安，胡宗南部已封锁了前往延安的所有道路。幸好父亲正在陕西省政府任职，他让我隐姓埋名在一家平价商店暂避风头。谢国权到达延安后很快进入新华社工作，上世纪50年代已任国际部副主任、伦敦分社社长，可惜英年早逝。”
    遇见郑振铎
    走上七十余载文物路
    继续学业无望，再次西行前往解放区，又受阻于安徽亳州，谢辰生只能四处漂泊。直到1946年大伯病故，在安阳与前来奔丧的大哥谢国桢相见，才重新有了方向。
    2016年，在为《海外著名博物馆藏中国文物丛刊》作序时，谢辰生回忆道：“大哥从北京经周扬同志联系，通过解放区回家奔丧，中途在北方大学遇到范文澜同志。当时的北方大学很需要图书资料，文澜同志委托他到上海采购。他处理完家中丧事，索性带上我一同南下。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老（徐森玉）请我们吃饭，郑振铎先生作陪。席间郑先生谈及，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手头工作繁多，急需人手从旁协助。当时徐森老就把我推荐给他，郑先生欣然同意，并要我第二天就到他家开始工作。但徐森老又提出，在一段时间里要我参加正由他主持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编制工作。经大家商定，我每天上下午分别到两边工作。因此，我有幸全程参与了目录编制工作。每日里不断查资料、逐一核对、手写誊抄，看似枯燥繁重，实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是为了要求日本归还从甲午以后巧取豪夺中国的文物。”
    25岁的谢辰生很快爱上了文物工作，他深深意识到“文物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是密切相连的”。在此期间，除参与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他还协助郑振铎四处筹款抢救文物，参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蕴辉斋名画集》《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著述。通过郑振铎，又得以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叶圣陶、冰心、靳以、周作人等，民主进步人士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历经坎坷，我终于找到了报国之门，让我受益终身。”回首往事，谢辰生感慨道。
    1949年年初，郑振铎秘密离开上海，绕路香港前往解放区。临行前，他叮嘱谢辰生手头的工作不要停，并帮忙关照家里的事。“郑先生虽没多说，但我们是心照不宣的。北平刚和平解放，我就写信给他询问自己的去留问题。”
    按照郑振铎的安排，谢辰生于1949年9月到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报到。随后，郑振铎被任命为共和国首任文物局长、第一届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我当时想搞点研究工作，郑先生劝我‘还是搞保护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
    郑振铎不仅把谢辰生留在了文物局，还陆续招来了裴文中、王振铎、张珩、万斯年、罗福颐、傅忠谟、陈明达、徐邦达、顾铁符、马耕渔、罗哲文等人。这一大串在学术界闪闪发光的名字，成就了共和国的文物事业。“如今他们都走了，只有我坚持到了今天，因为还有太多的工作必须要干！”尽管视力已然有些模糊，但每每谈到文物，老人眼神依旧无比坚定。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制定一系列文物保护的法规制度。郑振铎把这项重任交给了谢辰生。“他的规划是先从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和发掘等几个单项法规文件入手，并指出了内容上的重点，还将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给我参考。”就这样，谢辰生在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等人指导下，承担起为文物保护建章立制的开创性工作。1950年，由他起草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文物法令由政务院正式颁发。
    1983年，已过花甲之年的谢辰生又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的重任，与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组成了七人组，历时八载，踏遍全国，共过目书画作品6159件，基本摸清了“家底”，被业内誉为空前绝后一统江湖之举。与此同时，他还担任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编委会主任，在前言中首次为“文物”下了定义。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文物从法理到学理实现了高度统一。
    用文物讲好天津故事
    展现独特历史文化魅力
    长期以来，国内文物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只要遇到涉及文物安危的大事，都会向谢辰生求救。他总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从不妥协。面对他的仗义执言，中央领导或批示或亲笔回信，成就了一段段文物保护的佳话。
    “我一直关心天津的文物工作，因为这里寄存着我的乡愁！”谈及天津的亲朋故旧，有时连谢辰生自己都有些“糊涂”。1950年，他来接收周叔弢亲属代表他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石刻文物，左道腴（周叔弢夫人）第一句话就问：“菊农（谢宗陶的字）四叔身体还好吧？你得叫我声表姐！”他在天津的亲友太多了。
    2009年，米寿高龄的谢辰生致信中央领导，呼吁整体保护天津五大道。不久后，五大道近代建筑群正式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天津全面调整加快了整体保护的步伐。市领导赴京登门致谢，老人用天津话说出：“我是老天津卫，在五大道住过。”浓浓的乡音与乡情，打动了在座的所有人。他建议市里要给文物部门加编制，勉励文物部门要有责任在肩、当仁不让的工作态度和决心。很快，增加的编制就到位了，谢辰生跟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要感谢天津市委领导，说到办到！”
    2010年，谢辰生应邀来天津，实地考察铃铛阁王家大院和马家店的遗址。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中委派文物考古和古建专家分别到现场考察。他谈到，天津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范围一是原天津府辖区的老天津，二是租界区。这两个区各具特色，见证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目前铃铛阁这一小部分和西沽还保存了一部分老房子，是整个天津老区仅存的历史记忆了。它们不是老天津的精华，但却是老天津仅存的痕迹。从这个角度看，无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
    2015年，由文博考古、教育、历史、戏剧等领域知名人士志愿组成的专家团队，在红桥区丁字沽小学开办“文化遗产课堂”，实现了从文化遗产进课堂到文化遗产建课堂的提升转变，进而发展为京津冀三地联盟。
    谢辰生对这件事非常支持，欣然为课堂题字，他谈道：“早在198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我们就提出要开展文保教育，‘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要增加有关祖国文物的内容，教育青少年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天津的文化遗产课堂给全国开了个好头，值得鼓励和推广。我会邀请文物教育界的老朋友一起来天津当志愿者，继续为你们鼓与呼！”
    谢辰生谈道：“天津的文物资源丰富，工作基础好，上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由副市长周叔弢为主任，跨部门组成的文物保管委员会，还制定了组织办法。近些年，从五大道保护到文化遗产课堂，公众参与的活力也走在全国前列。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具有‘百闻不如一见’的真实性，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我衷心希望，天津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高度看待文物保护工作。用文物讲好天津故事，留住天津乡愁，展现天津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