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最火的一本文学书，一定要算《地下铁道》了。当年8月，媒体女皇奥普拉将其“钦点”为自己新一期读书俱乐部书目后，它就备受关注，出版商甚至将其原定的上市日期提前了一个月，起印就是20万。
    评论界常不买奥普拉的账，这次却是例外。该书好评不断，一举拿下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奖，半年来风光无二。近日，这本书在中国面世。
    《地下铁道》大热，与它的题材当然有关系。小说讲的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一位女奴试图从蓄奴的南部佐治亚州逃往北部自由州的故事。奴隶制、种族矛盾、社会不公是这本书集中探讨的议题。
    在近两年美国黑白冲突愈加严重、特朗普的种族歧视言行在左中右阵营引起普遍愤怒的背景下，主流文化界关注这本翻回美国奴隶制“黑历史”、反思美国立国之本的小说，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巧合的是，这本书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时，特朗普刚好当选一周。笔者当天正好在颁奖现场，听到会场里对特朗普当选一片哀声。这本书的获奖，多少带上了一点文人群体的抗议意味。
    当然，如果仅凭题材讨巧而创制不佳，这本书恐怕不会受到这么大关注。“科尔森·怀特黑德”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这位黑人小说家在美国文坛享誉已久。他有不凡的幽默感、文体意识和思想力，写作风格多变，颇受评论界好评。
    今年48岁的怀特黑德1969年出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大牌杂志《村声》当过记者，可谓履历辉煌的精英人士。
    1999年，他出版了小说《直觉主义者》(The Intuitionist)，这本融悬疑、侦探和社会小说元素于一炉的处女作进入了笔会/海明威奖的决选名单，怀特黑德还因此获得有“天才奖”之称的麦克阿瑟奖金，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他的第二部长篇《约翰·亨利日》（John Henry Days）写的是19世纪一个传奇黑人铁道英雄的故事，小说进入了普利策奖决选名单。
    此后，怀特黑德又写了四部风格各异的作品：描摹纽约城市性格的抒情之作《纽约巨像》(The Colossus of New York，2003)、讽刺商业社会的《艾佩克斯止痛贴》（Apex Hides the Hurt，2006)、怀念童年生活的《萨格港》（Sag Harbor，2009)、僵尸末日故事《第一区》（Zone One, 2011)。他屡屡因此入围重要文学奖，却总是与奖项失之交臂，直到去年的《地下铁道》。此后，他渐为大众所知。
    
    《地下铁道》作者科尔森·怀特黑德
    魔幻前提为历史书写提供了自由
    和怀特黑德之前的一些作品一样，“地下铁道”有一个略带魔幻色彩的设定。了解美国历史的读者会知道，“地下铁道”背后负载着厚重的历史：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存在帮助黑奴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的一系列地方网络，凭借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共同行动而运行。它只是一个比喻，但在怀特黑德的小说中，“地下铁道”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铁路系统：有隧道，位于隐秘入口的地下车站、蒸汽机车，当然也少不了大义凛然的列车员。小说的主人公科拉就通过搭乘地下铁道的列车向北逃亡。
    这样的设定是小说的关键。它给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其他逃奴文学的叙事框架，也因为其魔幻前提，为作者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自由。自卡夫卡、卡尔维诺和马尔克斯之后，我们知道，小说家们既有让人物变成甲虫或坐着床单飞起来的自由，亦有随意创建魔法城市的自由，只要他们在叙事中创造了一个自洽的、让我们足够信服的世界。
    《地下铁道》的主人公科拉是一位年仅16岁的黑人少女。逃亡前，她生活在佐治亚州的一个棉花庄园，她的祖母、母亲都曾经生活在这里。在描写科拉的故事前，作者以某种全景化的手法描写了庄园上的生活。现庄园主特伦斯·兰德尔是一个犹如撒旦化身的阴郁白人，喜怒无常，心肠毒辣，以在黑奴中制造恐怖为乐，动用私刑、强暴女性如家常便饭。
    在一个权力和等级结构中，统治者会在被统治者中发展副手为其服务，也借此被统治者内部制造分裂、设立等级，在庄园上，这些接近权力的人是监工、打手、告密者。科拉恰恰是兰德尔庄园里等级最低下的一类人，她因母亲的逃跑成了孤儿，搬进了一个叫“伶仃屋”的地方，与庄园的最弱者为伍。在伶仃屋，不仅要受到白人老爷的奴役，也要受到黑奴强者的欺辱，性格刚硬、嫉恶如仇的科拉势所必然地踏上了逃亡的道路——就像她怨恨却终要效仿的母亲。
    小说对庄园生活的描写相当生动可信。作者自陈，写作前，曾认真读过作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作品（两人均是获得解放的前奴隶），也仔细研读过1930年代联邦作家计划对黑人逃奴的大量采访档案，从中发现了大量逃奴的故事，对庄园生活的日常与人际互动有了感性了解。
    不过，研究终究只能为写作打下基础，小说在这部分叙事的成功与有效，应归功于怀特黑德的语言天分——虽描摹残暴，他的语言却是古朴、节制而有抒情性的。就像《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角谷美智子指出的那样，怀特黑德找到了一种“富有弹性的语言”“结合了残酷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的寓言性，融合了朴实与诗意，正是这种语言让他以粗粝、震撼的力量传达了奴隶制的历史恐怖”。
    “终于，她有了一个自己的野蛮人”
    小说的主体是科拉逃亡的历程。不过，这部野心勃勃的小说要讲的当然不只是一个女奴逃亡的故事，它要讲的是奴隶制，尤其是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奴隶制即将瓦解的历史时刻，各种势力与声音纠结不清的历史缠斗。要去理解奴隶制及其瓦解，就不能不去理解这些缠斗：一边是废奴主义者的义正言辞与大义凛然，一边是蓄奴者关于种族对立和黑人大规模复仇的恐慌散布；一边是《独立宣言》对平等精神的宣扬，一边是《逃奴法案》要求将逃奴归还奴隶主的制度反拨。小说不仅追随科拉一次次穿州过境的危险逃亡，也安排她见证了在围绕奴隶制的争吵与斗争中的不同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政治相对独立，对奴隶制的态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怀特黑德充分动用了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科拉几乎每到一州就会遭遇一种针对黑人问题的另类解决方案，它们有些是现实存在过的，有些是寄托了怀特黑德历史思考的想象。比如说，在南卡罗来纳，有人表面上帮助黑人获得自由，实际上却秘密对他们展开梅毒实验（此事有20世纪30年代的塔斯吉基实验为现实基础）；在北卡罗来纳，是一种近乎种族清洗的暴民政治；印第安纳是一个黑白和平混居的乌托邦，但乌托邦无法避免幻灭的命运；田纳西则更像一种道义上和叙事学上的矫正与代偿，那里是近乎《圣经》中的地狱图景，土地被大火烧荒，村镇里黄热病泛滥，仿佛末日审判来临。
    在另一方面，怀特黑德知道，要讲述群体，就不能不讲述个体。因此，小说还安排科拉在逃亡途中遇到众多背景迥异的人物，听到在复杂历史情境中的不同人声。其中有子承父业的白人废奴主义者，有偷挖黑人尸体做研究的年轻医生，有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般以演说激励人心的逃奴，有被救却选择追随赏金猎手的黑人男孩。他们在科拉逃亡的故事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本人的故事显得非常重要。
    小说试图展现种种不同选择背后的逻辑与动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废奴者马丁的妻子埃塞尔的转变。埃塞尔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从小就想到黑非洲当一名传教士（这对弗吉尼亚一个家教严格的女性来说当然不切实际）。她希望帮助黑人的方式仅限于将上帝的旨意带到他们的身边，至于上帝的旨意与黑人的命运之间显而易见的裂缝，她是不感兴趣的。在她看来，黑人承受厄运，是因为他们是受到了诅咒的含的儿子（注：《圣经中》，挪亚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闪、含、雅弗，通常认为其后裔分别是黄种人、黑人和白人），“如果上帝无意让非洲人受奴役，他们必然不会戴上锁链”。正因如此，她对马丁偷藏科拉心怀怨恨。
    但几个月后，科拉的一次急病让埃塞尔的心变软，她有如慈母一般照顾女孩，为她读《圣经》。正是这次行动将她和马丁暴露于危险之中，但这次冒险对她的人生而言却是一次升华：在她的整个人生中，“本来一切都遭到了否定：传道，帮扶，以她心仪的方式付出爱。”“女孩生病时，埃塞尔等待了如此之久的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最终，她没有去非洲。非洲找她来了……女孩躺在床单上，蜿蜒曲折，像一条原始的河。她擦净女孩的身体，洗去她身上的秽物。趁着女孩不安地昏睡，她亲吻她的额头和脖子，这些吻里面混合着两种情感。她给她传布了圣言。终于，她有了一个自己的野蛮人。”
    我们知道，制度的转变有赖于个人的转变，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个人的转变，因而，展现个人的转变是重要的。在小说中，转变后的埃塞尔是将逃奴女孩看作“自己的野蛮人”的，这一笔不无讽刺，但就她的思想转变历程来说，又是自然而然的。怀特黑德展现了自己对历史与人性的微妙把握。
    个人渐渐成为了历史的容器
    不过，读者在欣赏这部小说娴熟精致的历史叙事技巧之余，也无法避免某种疑问：这部讲述一名凄惨女奴逃亡故事的小说，不是理应让我们对她的命运心心念念，提心吊胆，难以忘怀的吗？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却好似时而会丢失这种关注和牵挂。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真实存在的“地下铁道”的设定，让逃亡之旅如果不是显得特别容易，至少也是相对迅捷的。这部分在叙事中占比甚少。
    此外，这也是因为我们渐渐获得了一种印象：科拉逃亡成功与否，仿佛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太有所谓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隐约感到科拉的逃亡成功与否，对故事本身似乎也不太有所谓。在小说中，个人渐渐成为了历史的容器，服务于她所要折射的外部环境与嘈杂人声。这当然不是说小说应时刻保持一种西部故事式的悬念、冲突与紧张，而是说小说必须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大时代中个人命运与外部环境的纠缠与共振，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我们便难以对人物寄寓融合了本能与理性的关注与同情，非如此我们便难以吸收个人故事背后的微言与大义。
    如果说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展现了一种如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小说般的野心与气象，那么它与那些伟大的俄罗斯社会小说的差距，就在于后者总是让我们体会到了那种“非如此不可”。
    这当然不无苛求之嫌。对于所有想要对一段黑暗的人类历史有所了解，对那些从中穿越而过的人们所怀抱的希望与勇气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这会是一部强健而动人的小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