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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丽群的《晚风吹过南屏》写到南屏的公路边上有条水泥路，跟着连接外界的是一座桥。“这座桥离公路边百余米，越过桥，再经过一片同样辽阔的稻田，到达一棵巨大的大叶榕下，才算到了南屏村。那座桥在黎明中浮现出来，还有桥头两边石墩上的两个人影。”小说结尾，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只不过，这两个人影从以往无数次在桥头接“我”的“老蘑菇和我妈”，变成了冒雨去接刚去世的“我妈”的老蘑菇和“我”。 不知为何，读完小说后上述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连同雨天里戴着斗笠在石墩上，默默等待主人公回到南屏的“两朵大蘑菇”（也就是“奶奶和我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从叙事上讲，这种反复出现的意象和场景，很有可能隐藏着叙述者的意图和整个小说的旨趣。《晚风吹过南屏》以南屏为地点展开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而连带出城乡变革等诸多社会现实，但真正构成小说叙事动力的却是主人公兼叙述者“我”和“老蘑菇和我妈”三代女性的经历。后者不仅串联起小说的叙事结构，更暗含作家对乡村女性命运的感喟，凝聚作家本人的情感。不妨说，《晚风吹过南屏》延续陶丽群对乡村女性的关注，探讨女性命运之于乡土伦理意义。这就使小说在城乡剧变的时空叙事中内含了情感史的维度。 小说从南屏的变迁写起，进而连带出整个家族的历史，在村庄史与家族史之间形成对照。上世纪80年代的南屏与县城相隔稻田但只得被判为农村，直到新世纪稻田被政府征用修路，南屏与县城仅马路之隔，随之而来的是高楼逼近南屏，致使南屏人与城市人的距离再被拉近。而“成为城里人是南屏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如何在城市生存下去，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信心。南屏人世代繁衍生存在南屏，根子早已深深插在这片土地上”。这似乎规避了城乡对立关系。然而对于主人公而言，“我家例外，我家没有祖先埋在南屏的土地上，所以无论我漂到哪里，南屏永远成不了我的牵挂”。这源于“我”爷爷在年轻时将全家从山区农村搬到现在的南屏，却给“我”奶奶乃至整个家族的后代带来了极大困扰。小说反复提到全家在南屏的尴尬地位：“我们家至今没有一个人埋葬在南屏这片土地上……至今不是我们的南屏，我们也不是南屏的人，虽然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汗水以及太多的泪水。”实际上，由于爷爷的去世和父亲的消失，所谓“我们”不过是老蘑菇、“我妈”和“我”这祖孙三代/位女性在艰难中相依为命的故事。换言之，这不仅是整个家族身份在南屏的尴尬地位，也是这三位女性在南屏生存的艰难处境。不过，小说没有直接描写女性生存的艰难，反而以更加决绝的姿态描写女性面对死亡的过程。 以死亡作为叙事动力的做法在小说中并不罕见，但《晚风吹过南屏》以等待和接受死亡，串联起小说的故事情节，这就避免了死亡叙事给小说带来的急剧转折，或者强烈的震撼效果。整个故事的起因，源于老蘑菇总说她梦见自己的母亲，这让全家误以为这是她离世前的症状，因此开始提前且主动为老蘑菇准备后事，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买棺木和整理洼地这两件事。这种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态度和方式，看似缺乏理据，实则遵循乡土社会特有的民间伦理。（因为按照“我”的母亲的说法，“家里有一口棺木，能让老人延年益寿，这是南屏的习俗”。）然而，这种做法在从世界闯荡而后又重返南屏的“我”看来，不仅是不吉利更是无比荒谬的。不过，小说中的“我”并非单纯的外在视角，而是在返乡后从无法理解逐渐转变为融入其中。这种情感态度的变化，是价值观重新确立的过程，也即主人公重新认识家族三代女性的结果。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我”重新体会到全家面对死亡前的平静态度和井然有序的各种安排。比如老蘑菇亲自挑选棺材，而且早就准备好买棺材的钱，虽然埋怨“我”长年在外很少回家，非但没有接受家人的赠予，反而把仅有的银手镯和私房钱留给“我”，这让“我”深受感动。 费孝通曾指出，在缺乏流动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射。因为空间本身是浑然的，而我们用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但亲密的血缘关系也限制了若干社会活动。这似乎可以解释小说为何反复强调家族受地域影响的隔阂，“自始至终，我们都融不入南屏”。然而《晚风吹过南屏》通过返乡者的视角在乡村伦理与家族命运中生成双向流动的情感机制：在南屏特有的乡村伦理秩序中，家族在南屏的尴尬地位，反倒让女性艰难又顽强地生存下去；也正是这种乡村伦理下的生存，使得“我”重新感知甚至感动于家族尤其是三代女性的命运。这不仅表明只有融入乡村社会，回到乡村的现实结构与情感结构，才能真正理解家族的命运，更意味着乡村社会的伦理法则，已经深刻融入到家族命运之中，这其实是人难以改变的存在。 不过，《晚风吹过南屏》没有止于村庄史与家族史的对照，而是将个人情感史寓于其中，同时细密地编织在乡村社会的风俗史，与女性家族的成长史之中，这使小说的叙事更加饱满。这里有处细节值得玩味。在“我”和“老蘑菇和我妈”三人在朦胧的灰白色晨曦中往家走时，“这种感觉很奇怪，三个人，我有时候又觉得只是一个人，老蘑菇和我妈分别是八十多岁和六十多岁的我，在她们眼里，我也成了她们四十岁那时候的模样，我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脉，本质上，我们其实就是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一个人”。并且，类似的情节在小说中出现过三次。这与其说是对家族亲人的抒情或者浪漫化的想象，不如说，自我对家族血缘关系的重新体认。在女性叙事者的视角下，南屏的自然风光与乡土人情，因带个体情感的温度有了别样的意味，不仅体现为城乡变迁下乡村发展的生态环境，更投射不同代际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感。小说中的三代女性，不仅忍受着孤苦无依的生活，还暗示出亲人在历史上非自然死亡的命运。尽管以意外死亡作为小说的结尾略显突兀，但如果说“我妈”离死亡更近却无人察觉的事实，不仅是引发出人意料的震惊效果，带给“我”和老蘑菇沉重打击，也暗示出生命的忽生忽死。不妨这样说，在这些家族史与情感史共振的时刻，《晚风吹过南屏》爆发出巨大的情感张力。 简言之，陶丽群的《晚风吹过南屏》虽然花了很大篇幅写了南屏的乡村风物与自然景观，却无意于构筑完整的乡村世界，毋宁说是，更执着于乡村女性几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幽微。《晚风吹过南屏》表明家族女性联结的情感共同体，远比因地域的聚居有着更加稳固的关系，因为它凝聚了幽暗的时刻和生命的起落。《晚风吹过南屏》既写乡村人情社会的龃龉和温情，也写荫蔽在村庄史里的家族的暗影和褶皱，还挖掘主体与现实之间，如何在情感上相互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