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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轶伦写的是上海。但不是《一步之遥》里的上海，也不是《股疯》里的上海，更不是《小时代》里的上海。也许是《海上传奇》中游弋在苏州河上的船只里某双眼睛，对蹲在河岸边的一个袖手游民短暂的微距注视；或者，《繁花》的主角和配角依次登台时，给予身后走过场的某个群众演员沉默的一瞥；抑或者，只是一个瞬间定格，镜头对准距离《爱情神话》中那个会说法语的修鞋匠六十公里的远郊别墅门口，网约车密闭的车厢内，快速按下抢单键的大学毕业生。 《小阿舅》中，沈轶伦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高像素摄录了“我”的两个舅舅中的第二个舅舅，也就是“小阿舅”，笔触起始于“我”还未降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姐妹兄弟三人，谁去插队？三言两语，勾勒出小说中家庭关系的第一笔重墨。小阿舅下乡插队，源于外公外婆不容置疑的传统正当性——“长子不能走”。四年后，小阿舅从黄山回到上海，已是四肢缺一的独臂青年。找不到好工作，又因“长子”要结婚，他自觉退出家庭住房规划，屈居于文化宫传达室只摆得下一张行军榻的逼仄小屋。他是家庭的边角料，他从未被真正关注和关心，好在，“我”的降生，推动着小阿舅成为某一道非主流目光里的“男主角”。小阿舅用一条独臂抱着“我”完成了“新生儿满月要娘舅抱着过桥”的仪式；小阿舅单臂给“我”换尿布；小阿舅把“我”从寄宿幼儿园“救”回家；小阿舅带“我”去菜场买鱼，在那里，小阿舅遇见了他的“爱情”；小阿舅隐匿的“爱情”线戛然终止于“我”并未意识到的现实障碍；文化宫拆除重建，小阿舅寄居“我家”，他无处安放的情欲弄脏了“我家”；“我”与小阿舅从脸蛋贴胸膛的关系演变为沉默的决裂，乃至心照不宣的重归于好，是因为“我”的成长与蜕变，更是时代更迭下每一个人与自己无声的和解。 上海人有句话，“三代不出舅家门”，是指舅舅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他是外嫁女儿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纽带与靠山。上海人还把某种掌握着社会公理并擅长处理邻里关系、亲友矛盾的权威角色叫“老娘舅”。舅舅，在上海传统家庭中既承担着家族繁衍的功能，又担任着伦理教育和裁决纠纷的社会性职责。但在《小阿舅》中，沈轶伦呈现的是一个“边缘”舅舅，因非“长子”，且残疾，没有高学历及体面的职业，他失去了舅舅所能承担的两个重要功能，既不能充当家族繁衍的力行者，亦不能成为规矩与秩序的教育者、执法者。而“我”之于“小阿舅”，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以一己之力，让这位“边缘”舅舅成为了主流舅舅。因为“我”，“小阿舅”拥有了子嗣的想象，更是在陪伴“我”成长的过程中，“小阿舅”获得了教育者的权利，虽然，“小阿舅”对“我”的教育并非大张旗鼓，甚至只隐藏于饲养鸽子的无言的行动中。 在阅读《小阿舅》的过程中，我反复流连于一些地理与年代特征，譬如：大卡车载着一车知识青年，从人民广场出发，经福州路开到外滩，绕一圈后到市百一店门口，然后向北拐弯，直接开去上海火车站；文化宫里，青工们通宵排练话剧《于无声处》；上夜大的母亲在公共浴室门口的灯下复习功课；父母送我上大学，进宿舍，一房间都是家长，倒把新生都挤了出来……这些细节所推进的时空，无不指向上海这座城市。似乎，我们在阅读“小阿舅”的个人史的同时，也浏览到了这座城市三十年的微型发展史。 而那些空白处，却给我留下了更多的想象，譬如，从未在文中正面出现的“长子”，卖鱼姑娘一手轻推“小阿舅”左肩的情感暗示，台风夜晚“小阿舅”弄脏“我家”之后无以修复的道德自洽与羞耻…… “边缘”舅舅，也许是出生、成长于大都市的更为普遍的人群的代表，他们同样是“魔都”的孩子，几近于贴肤的关系，但他们很难扑腾着游进主流，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处，便显得尤为尖锐。而被锐器刺痛的感觉，也许只有离他们最近的人知晓，甚至，最近的那个人也并未真正了解，他们是不是有过理想。这是“小阿舅”的悲伤，亦是“我”送给“小阿舅”们的挽歌。通篇行文，是轻捷、简约的语言，像极了上海人说话，不捶胸顿足，不声嘶力竭。沈轶伦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挽歌，必须轻唱，才能渗透进“小阿舅”卑微而又自尊的内心。 《桃林》，却是当下的上海，是霓虹灯熄灭之后幽暗夜空下的上海。小说中的“桃林别墅”恰似上海的一个折叠面，奢华却孤独，巨大而寂寥。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常年不归家的“老板”，住在别墅里的是一位独守空房的少妇，以及一个患白化病的孩子。依仗着“桃林别墅”生存得更为鲜活的两个人，却并非上海人，他们是住家保姆林阿姨，以及创业失败来上海开网约车的男青年。小说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老板”的身影，但缺席者以强势的姿态隔空左右着女主人的生活，这也令网约车司机对她生发出审美与欲望的想象。 外来者想要融入上海，一如男青年想要靠近少妇，他来了，他行驶在这个城市，他遥望她的别墅，她坐进了他密闭的车厢，他从后视镜里窥视她的衣着容貌，他的外套披在了她身上，他被请入她的客厅，他喝了一杯她泡的茶，直至，他拥她入怀，两次，而后，离开。他在试探，用两次短促的拥抱，试探自己的内心。答案是，他无法拥有她，就好像，他来到上海，靠近上海，却无法真正走进上海。 孩子说：“妈妈你不是说，关注别人是不礼貌的吗？”白化病孩子被关注，出于人们对她特殊的病态样貌的猎奇，少妇意识到此关注非彼关注，但她已然为自己设置了一道屏障。屏障阻挡风雨，同时阻挡阳光。抑或者，这一道屏障，只是外来青年为自己设置，卑微的人，因自我鄙视而选择逃避。《桃林》的微妙之处，我以为就在这里。沈轶伦用外来者的视角，发现了一道阻挡着上海这座城市貌似坚厚其实虚拟的屏障。 身在上海的写作者，将为“文学上海”增添什么样的可能性？近年来，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大致表现为三：靠着对酒吧、咖啡厅、摩天高楼等组成的时尚地标进行精致的消费生活展演，为中产阶级勾勒迷人而夸饰的都会神话。或者以“沪漂”身份赓续司汤达笔下于连式、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式的形象。或者自居贵族、“老灵魂”而指斥前述两者的虚妄，以继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风华为傲…… 这是评论家金理在剖析一名“90后”上海青年作家时说的话，他说：文学如何选择地理空间，现实中的城市如何被写入文学中的城市，当然不是简单的反映论问题，背后联系着深广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以及个人视野与才思。 沈轶伦的着陆点，便是另一个角落的上海，射向这个角落的眼睛，是她站立于自己的成长轨道上的回望，抑或是已然身在城市激流中的她，对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世界背后更为幽闭的空间的注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