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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颙把中国历史聚焦于“中华文化思想源流”的主题，《长河千帆过》从上古写到20世纪初，每一篇推出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提炼出由他所提出或蕴含的文化思想。而每一代表人物和他们体现的文化思想，犹如风帆一般驰过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
近日，孙颙的《长河千帆过》以中文简繁体两种版本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和中国香港中和出版公司同时推出。孙颙是上海的资深作家，我读过他的几部作品，也评论过他的长篇小说。但当我翻阅这部新作时，才发现他这次“斜杠”了。所谓斜杠，就是当一个人拥有多种身份时，可以用斜杠／这个符号在他不同身份之间区隔，以表示他胜任多种职业或社会角色。如果他还很年轻，就可称之为“斜杠青年”。孙颙在青壮年时代，已经具备作家／出版人的双重身份，现在又斜插一杠进入史学领域。虽然采用了随笔文体，完成的却是一部“历史读本”。对这部可以划归史学的著作，作者在“后记”中给出了诚恳的限定：“为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提供简略而系统浏览中华文化历史的读本，直说一家之言，不求尽善尽美。”这一次的写作实践，其实是一位文学作家深谋远虑、长期准备的跨界行动。它绝非突如其来的心血来潮，而是实现了“二十年来对中华文化人物的阅读和思考，系列简写的夙愿”。 既然是“历史读本”，自然需要具有史的脉络，有历史人物，有史料的依据和作者的论述。因为历史是时间的绵延，是文字的记载。《长河千帆过》起自盘古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炎黄二帝的神话传说以及夏禹治水的传说，其间虽有省略，却仍有前呼后应。盘古为纯属虚构的神话人物，但他以一己之力开天辟地并顶天立地，后来肉身又化为天地万物的故事，就生动形象地传递了“天人合一”的寓意，故被作者列为中华文化的源流之始。至于从神话进入传说的时代，如果今后发掘出更明显的史前遗址和文物，以及当时刻有文字的载体，那么传说就成为可以进一步推衍的历史。国际史学界对中国传说时代是否真实存在过的怀疑，也将烟消云散。在这本历史读物中，作者把炎帝（神农）传说中体现的“民生为先”，黄帝传说中体现的“厚德载物”，仓颉造字体现的“文字一统”，以及大禹治水体现的“自强不息”，都作为中华文化思想的源头。凡此皆体现了作者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和聚合能力。 我们从这部历史读本的写作重心和体例安排，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创新之处。一般的中国通史必须写到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迭、政治、经济、民生、内乱外患、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学术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作为历史读本的《长河千帆过》则不同，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规定动作，完全可以通过自选动作得分。孙颙把中国历史聚焦于“中华文化思想源流”的主题，这样就大大缩减了叙述和论说的范围。而其中的每一篇或多篇对应了某个神话传说时代或某个朝代。总共37篇就从上古写到20世纪初，其中每一篇必推出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提炼出由他所提出或蕴含的文化思想。而每一代表人物和他们体现的文化思想，犹如风帆一般驰过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 正如在书中提到的：“本书的目标，是讨论历史文化人物，探讨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及与文化源流的关系。”对每一时代文化代表人物的遴选，以及阐说他们所体现或发扬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显示了作者有相当宽阔的文化视野和独到的见解。在这部历史读本中，除了五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另有32位历史人物。其中政治家有周公、李斯、魏征、范仲淹（兼文学家）、张居正、梁启超等，作者认为他们分别提出或体现了“礼乐安邦”“容天下英才”“固本浚源、居安思危”“垂范”等文化思想或文化品格。思想家则有十人之多。作为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文化哲思或主张是更为丰富的，而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仅择其一端而点评之。在择其一端的前提下，把老子的哲思归结为“有”与“无”，孔子为“中庸”，孙子为“上兵伐谋”，庄子为“万物平等”，董仲舒为“文化一统”，王通为“三教可一”，朱熹为“循序渐进”，王阳明为“知行合一”，李贽为“异数或早醒”，徐光启为“中西会通”，顾炎武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龚自珍为“万马齐喑有呐喊”等。这些概括或提法，有的精当，有的可能引起争议，有的需看了他的点评后才能置以可否，但都是作者的一得之见、一家之言。当然，在准确性和概括性上，尚可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作者对文学家还是相当偏爱的，共提出11位之多，我们姑且把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地动仪发明者及诗人张衡，以及更以书法著称的王羲之都归入其中。在文学家群落里，作者归纳出“路漫漫之求索”（屈原）、“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创新与质疑”（张衡）、“自在天趣”（王羲之）、“为穷苦百姓呼”（杜甫）、“文道合一”（韩愈）、“时也，势也”（柳宗元）、“儒释道，浑然天成”（苏轼）、“金戈铁马一儒将”（辛弃疾）、“生存与抗争”（关汉卿）、“此生只为一书”（曹雪芹）等文化精神、文化思想、文化品格和文化追求。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最为见长，唐诗又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而李白和杜甫则是唐诗星空中的双子星座。在他们同时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李白的名气显然更大，但扬李抑杜和扬杜抑李的分岐却一直存在。如果二选一，究竟选谁？作者在他的历史读本中恰恰选择了杜甫，但未必表示他是扬杜抑李派。他在《杜甫》这一篇中说：“本书并非诗论，讨论的是文化思想源流。在这个命题之下，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还是选择了杜甫。”他强调“忧国忧民，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调”，而杜甫本身社会地位不高，流连于民间，明白苦难最多的是底层百姓。“诗人悲天悯人的个性，令他不由自主地站在穷苦百姓一边，用自己的诗歌，为他们的命运呼喊，发出愤慨的抗争之声。”经过作者这一番说道，我也认同了。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E.H.卡尔在史学理论代表作《历史是什么？》中有句名言：“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其实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已经指出：“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联系，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和动力。如果不深入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孙颙在《长河千帆过》中通过对37位代表人物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品格、思想的梳理，对中华民族背后的文化资源作了不无新意的发掘和形象生动的描述。他尤其关注这些文化资源与现实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以及可以承传的价值。他在本书自序中说，“在人物取舍方面，除了影响力，较多考虑与民族命运的关联度。”“其代表思想，早就众说纷纭，我未必从众、从前人之说，而是另立规则。舍弃所谓体系的全面关照，主要以影响力，即对后世产生较为独特的引领为主要标准，展开阐述。”还是以作者论杜甫为例，他说：“社会形态是复杂的，底层百姓，永远是弱势群体。即使在盛世，关注百姓的疾苦，同样刻不容缓，肯定是文学永恒的命题。”我赞同作者的这一识见。阅读本书，时时可以看到以古为镜、古为今用的良苦用心。这就是一种古与今的对话，也即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 最后，还得说说此书的文体。司马迁的《史记》早已表明，写历史的书完全可以不拘一格，不必一律穿靴带帽，正襟危坐。《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写人物为主，以人传史，读起来比读小说更有味。不知为什么，愈往后的史书，读起来愈没劲。孙颙是写小说出身，读大学本科时就出版了小说，后来经年累月就成了小说家，还出版过随笔集。《长河千帆过》也是以人物为主的历史读物，虽然也有叙事，但还是以议论人物所代表的文化思想为主。再加上每篇仅写两千字左右，亦叙亦议，简明扼要。用随笔文体来写，几乎是唯一之选。随笔的特点和长处，中外均有人说道过。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序》中说：“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17、18世纪之交的英国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说得更详：“当我选择了一个他人未曾涉足的主题时，我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投放上去，这个过程不需要遵循任何顺序和章法，于是它们表现出来的可能更多的是随笔那样的随性和自由，而不是像论文那样的规整。”所以不规整、不遵循顺序和章法，即是随笔的特长。孙颙在《长河千帆过》中，正是使用了这种消解了议论文或学术论文的随笔式文体。以《庄子·万物平等》一篇为例，一上来就比较老、庄的不同，认为庄子要比老子具象得多、感性得多、激情得多。然后是一番比喻，也主要就其文字风格而言。一般的学术论文总是先谈某人的思想，再谈其形式，而随笔完全可以倒过来，先谈形式再论内容，何况对于庄子而言，他的文字风格是那么突出显眼，没有这种飞扬的文字，也就无从显现他那汪洋恣肆的哲思。接着作者再谈庄子的思想，他继承了老子的道，也有自己的多方向的发现和开创。就文化思想而言，本书作者以《齐物论》为主要依据，选择了“万物平等”，可谓确当。为了说明其重要性，在阐释“万物平等”的内涵前，先从历史与现实对话的角度，指出对于人类世界，“即使发展到今天，这个论述依旧代表着先进的认知。”其实此时他还没有开始阐释“万物平等”的内涵，而且在下一个段落说起庄子特别喜欢写动物故事，然后点出“其核心正是万物平等”。紧接着他又转到庄子一生贫困，了解底层的生活和心态，却有超越时代的思维，所以能从世界的本源出发，论证万物平等是自然的本质。接下来才转到《齐物论》，但也不加展开，而是引用了其中一则海鸟的故事，用动物故事讲万物平等的哲思，再用庄子病重不治，对身后事的淡然，说明他以身作则坚持万物平等。然后才言简意赅地说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庄子在《齐物论》里讨论万物平等，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自有生存的道理，各物种之间无绝对高下贵贱，都是自然中的产物。”作者在篇末再加以引申发挥：“我觉得，更应思考‘平等’问题的，是人类本身。种族平等，官民平等，不同阶层的平等，诸如此类。”从以上对孙颙用随笔形式写中华文化源流问题的例举分析和引用，可见随笔确实具有“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先后顺序“无复诠次”等等的随性和自由。这对于规整的论著可能是禁忌，对短小的文章和容量有限的读物，正好恰如其分，而对写这本读物的作者来说，已经得心应手。 |
